柯文哲真的沒有仇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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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菱傳媒》民調顯示，柯文哲的30至39歲女性支持度下滑。許多人認為是柯文哲過往針對女性的仇恨言論（hate speech against women），也就是「仇女言論」，所造成的影響。同時，由於在「716公平正義遊行」中，有位女性舉著「柯文哲的歧視女論」的牌子，整理並標註了柯文哲過往的仇女言論。隨後便遭到主辦方之一、網紅「館長」公審，稱她配合民進黨做種事，並表示：「我看不下去，不是說我支持這種（歧視）事情，但你做這種東西幹嘛，他（柯文哲）真的歧視嗎？」

除此之外，三立新聞也在Youtube整理了柯文哲發表仇女言論的原音影片，然而下方流言卻湧入大量的柯文哲支持者，一面倒地表示支持柯文哲，有些支持者表示柯文哲的那些言論最多是「失言」而稱不上仇女，有些支持者認為這是斷章取義，也有些支持者認為柯文哲已經有道歉或自行反省修正，甚至部分支持者認為這些發言跟執政無關。

然而，我們要思考的問題是：柯文哲的言論到底有沒有歧視女性？而這些說法對實際政策有何影響呢？先撇開針對特定女性政治人物（如：陳以真、陳菊）的發言，我們就從柯文哲最知名的仇女言論之一——2015年的「進口30萬外籍新娘」來進行分析，並且會從柯文哲發言的目的跟上下文進行綜合評估，以及這究竟對政策有何影響談起。

回顧「外籍新娘進口說」

在台北市政府社會局於2015年3月6日、7日婦女節前夕所舉辦的「性平別等‧台北發聲－性別議題公共論壇」上，時任台北市長的柯文哲發表了「進口30萬外籍新娘」一說。為避免斷章取義，筆者整理了較為完整的原話如下：

我上次有講錯一句話，女生沒有結婚是國安問題，你們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嗎？沒有調查清楚。後來我去翻數據看，數據一看，天呀！台灣沒有結婚的男生比女生還多，腦袋想奇怪，不是很多外籍新娘嗎？已經「進口」30萬了，40萬啊，對啊！已經這麼多外國女生進來。

2015年的政治局勢與今日大不相同，柯文哲不僅獲得了太陽花學運的政治紅利，也獲得民進黨禮讓支持當選時任台北市長，反而泛藍陣營才是他的主要政治對手。因此，當年他的支持者經常跟泛綠支持者重疊，跟現在與泛綠支持者持續不斷交火情況大不相同。也因此當時有不少綠營媒體為其辯護，像是三立新聞刊出的〈柯P的「進口說」哪裡歧視！沒有他，你會關心新移民問題嗎〉一文，摘錄如下：

仔細看看柯Ｐ的政策會發現，很多都是實際透過教育、學習面等，來幫助新移民早日融入社會，有設想到這些的台北市長，怎麼可以斷然說他不關心和歧視呢？簡單來說，大家該在乎的應該不是「進口」這兩個字，而是新住民在台灣所面臨到的問題，以及如何解決他們在台灣的所遇到困境，這些才是值得被討論的，一直爭論進口到底對不對，其實只是淪為口水戰罷了！

該文就主張柯文哲並不是「失言」，更不要說歧視或仇恨言論了，而是指出新住民實際面對的社會問題。甚至我們還能看到，該文末段整理並讚賞了柯文哲的六項新住民政策，可見其意圖是諷刺抗議者、婦女和新住民團體不顧實際政策制定或執行，只會去針對書面或字面上的意思進行批評。

柯文哲言論真的沒有歧視嗎？

首先，我們該問的是，柯文哲是在諷刺或批判新住民女性所遭受的歧視、不平等或壓迫嗎？其實從上下文可以得知，當時柯文哲主要是在講述台灣（男性）不婚率的問題，並將「進口外籍新娘」視作台灣男性不婚問題的「解方」。換言之，新住民女性處境並不在柯文哲論述的核心關懷內，新住民女性更不是該論述中的議題或權利主體，而僅僅只是台灣男性不婚問題中「失敗的替代方案」，這就是對新住民女性的客體化跟非人化。

其次，我們也要問的是，只要是「指出問題」或「描述事實」就不可能涉及或構成歧視嗎？畢竟新住民女性被如何對待是一回事，怎麼論述它又是另一回事，造成什麼樣的社會或政治影響更是完全不同的問題。

就以賴清德於2017年表示「現在愛滋病的病人主要的來源，已經不是針頭所引起的，而是同性戀，男男同性戀之間所引起的。」為例（後來賴有認錯道歉，並加以修正），就跟說「老人是引起糖尿病病患的主要來源」一樣荒謬。男性間不安全行為確實在統計有較高比例的感染個案，但重點應該放在怎麼論述這些社會問題，以更好地進行防治宣導跟政策制定，而非去污名化邊緣、少數弱勢族群。

同樣地，讓我們回到柯文哲的「外籍新娘進口說」時，也出現了一樣的問題。無論從動機或結果來檢視，柯文哲當年的論述並未著重於對新住民處境或政策，僅僅是在討論台灣男性不婚率問題，更沒有喚起社會大眾對新住民女性真實處境的認識和關懷，而是強化了新住民女性「是被買來的」既有污名。最多只是引發民間團體陳抗，以及在野黨和政治對手趁機見縫插針。

結語：仇女不只是「說說而已」

我們還需要進一步質疑的是，許多柯文哲的支持者或擁護者，無論是現在淺藍＋白陣營，還是2015年時的泛綠陣營，都認為「言論」跟「政策」是可以完全分離、涇渭分明的兩個領域，只要政策做好，彷彿怎麼發言都是其次的。然而，事實並非如此。比如2019年韓國瑜在參選總統時，接二連三發表了貶低東南亞新住民和移工的言論，並且被翻譯成印尼文並受大量轉發，不僅影響了台灣的國際形象，若韓國瑜當年當選總統，也很可能會對新南向政策產生重大影響。

中央層級的政策必定要考慮到國際關係、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等因素，才有制定和落實的可能，而政策的制定和落實又再進一步型塑了這些外部因素。我們必須意識到，「言論」跟「政策」同樣有其物質現實基礎，並且都是構成物質現實的一部份。換言之，政治人物及其幕僚和支持者的「言論」跟「政策」同樣是屬於政治制度的一部分，不僅立基於相仿的意識形態，而且是相輔相成的，並非兩條未曾交集的平行線。

「在一個平等成為現實，而非僅僅是名詞的社會裡，在種族或性侵犯與羞辱的言字眼都將只是毫無意義的音節。」凱瑟琳·麥金儂，《言語不只是言語》。

國家存在於社會中，政治人物的言論一定程度上主導社會輿論，並影響普羅大眾的意識形態。對於社會邊緣、少數弱勢群體來說，這些言論並不只是「說說而已」，而是既有社會結構的一部分。就好比在女性受強暴的現場，高喊著「強暴她！強暴她！」並不只是單純輕浮或白目，而是參與並鼓吹對女性的暴力。因此，柯文哲仇女言論不僅會延續或強化既有的不平等，並使不平等成為政治現實，鑲嵌入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體系之中。

綜上所述，即使我們確實無法單憑仇女言論，進而完全預測並論斷柯文哲的性平施政，但我們卻能從仇女言論中，多多少少意識到柯文哲在性別上的意識形態跟政策方向。若我們選擇柯文哲作為國家元首，這些仇女言論將在國際上代表台灣政府的意識形態，同時也會成為中央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即使沒有明文寫進政策），更可能會對多年來的婦女和性平政策產生負面影響，這些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作者是關心社福、藝文、性平與兒童議題的大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