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文哲真的沒有仇女嗎?

劉珮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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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菱傳媒》民調顯示,柯文哲的30至39歲女性支持度下滑。許多人認為是柯文哲過往針對女性的仇恨言論(hate speech against women),也就是「仇女言論」,所造成的影響。同時,由於在「716公平正義遊行」中,有位女性舉著「柯文哲的歧視女論」的牌子,整理並標註了柯文哲過往的仇女言論。隨後便遭到主辦方之一、網紅「館長」公審,稱她配合民進黨做種事,並表示:「我看不下去,不是說我支持這種(歧視)事情,但你做這種東西幹嘛,他(柯文哲)真的歧視嗎?」

圖片來源:翻攝自蕭瑩燈臉書專頁

除此之外,三立新聞也在Youtube整理了柯文哲發表仇女言論的原音影片,然而下方流言卻湧入大量的柯文哲支持者,一面倒地表示支持柯文哲,有些支持者表示柯文哲的那些言論最多是「失言」而稱不上仇女,有些支持者認為這是斷章取義,也有些支持者認為柯文哲已經有道歉或自行反省修正,甚至部分支持者認為這些發言跟執政無關。

然而,我們要思考的問題是:柯文哲的言論到底有沒有歧視女性?而這些說法對實際政策有何影響呢?先撇開針對特定女性政治人物(如:陳以真、陳菊)的發言,我們就從柯文哲最知名的仇女言論之一——2015年的「進口30萬外籍新娘」來進行分析,並且會從柯文哲發言的目的跟上下文進行綜合評估,以及這究竟對政策有何影響談起。

回顧「外籍新娘進口說」

在台北市政府社會局於2015年3月6日、7日婦女節前夕所舉辦的「性平別等‧台北發聲-性別議題公共論壇」上,時任台北市長的柯文哲發表了「進口30萬外籍新娘」一說。為避免斷章取義,筆者整理了較為完整的原話如下:

我上次有講錯一句話,女生沒有結婚是國安問題,你們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嗎?沒有調查清楚。後來我去翻數據看,數據一看,天呀!台灣沒有結婚的男生比女生還多,腦袋想奇怪,不是很多外籍新娘嗎?已經「進口」30萬了,40萬啊,對啊!已經這麼多外國女生進來。

2015年的政治局勢與今日大不相同,柯文哲不僅獲得了太陽花學運的政治紅利,也獲得民進黨禮讓支持當選時任台北市長,反而泛藍陣營才是他的主要政治對手。因此,當年他的支持者經常跟泛綠支持者重疊,跟現在與泛綠支持者持續不斷交火情況大不相同。也因此當時有不少綠營媒體為其辯護,像是三立新聞刊出的〈柯P的「進口說」哪裡歧視!沒有他,你會關心新移民問題嗎〉一文,摘錄如下:

仔細看看柯P的政策會發現,很多都是實際透過教育、學習面等,來幫助新移民早日融入社會,有設想到這些的台北市長,怎麼可以斷然說他不關心和歧視呢?簡單來說,大家該在乎的應該不是「進口」這兩個字,而是新住民在台灣所面臨到的問題,以及如何解決他們在台灣的所遇到困境,這些才是值得被討論的,一直爭論進口到底對不對,其實只是淪為口水戰罷了!

該文就主張柯文哲並不是「失言」,更不要說歧視或仇恨言論了,而是指出新住民實際面對的社會問題。甚至我們還能看到,該文末段整理並讚賞了柯文哲的六項新住民政策,可見其意圖是諷刺抗議者、婦女和新住民團體不顧實際政策制定或執行,只會去針對書面或字面上的意思進行批評。

柯文哲言論真的沒有歧視嗎?

首先,我們該問的是,柯文哲是在諷刺或批判新住民女性所遭受的歧視、不平等或壓迫嗎?其實從上下文可以得知,當時柯文哲主要是在講述台灣(男性)不婚率的問題,並將「進口外籍新娘」視作台灣男性不婚問題的「解方」。換言之,新住民女性處境並不在柯文哲論述的核心關懷內,新住民女性更不是該論述中的議題或權利主體,而僅僅只是台灣男性不婚問題中「失敗的替代方案」,這就是對新住民女性的客體化跟非人化。

其次,我們也要問的是,只要是「指出問題」或「描述事實」就不可能涉及或構成歧視嗎?畢竟新住民女性被如何對待是一回事,怎麼論述它又是另一回事,造成什麼樣的社會或政治影響更是完全不同的問題。

就以賴清德於2017年表示「現在愛滋病的病人主要的來源,已經不是針頭所引起的,而是同性戀,男男同性戀之間所引起的。」為例(後來賴有認錯道歉,並加以修正),就跟說「老人是引起糖尿病病患的主要來源」一樣荒謬。男性間不安全行為確實在統計有較高比例的感染個案,但重點應該放在怎麼論述這些社會問題,以更好地進行防治宣導跟政策制定,而非去污名化邊緣、少數弱勢族群。

同樣地,讓我們回到柯文哲的「外籍新娘進口說」時,也出現了一樣的問題。無論從動機或結果來檢視,柯文哲當年的論述並未著重於對新住民處境或政策,僅僅是在討論台灣男性不婚率問題,更沒有喚起社會大眾對新住民女性真實處境的認識和關懷,而是強化了新住民女性「是被買來的」既有污名。最多只是引發民間團體陳抗,以及在野黨和政治對手趁機見縫插針。

結語:仇女不只是「說說而已」

我們還需要進一步質疑的是,許多柯文哲的支持者或擁護者,無論是現在淺藍+白陣營,還是2015年時的泛綠陣營,都認為「言論」跟「政策」是可以完全分離、涇渭分明的兩個領域,只要政策做好,彷彿怎麼發言都是其次的。然而,事實並非如此。比如2019年韓國瑜在參選總統時,接二連三發表了貶低東南亞新住民和移工的言論,並且被翻譯成印尼文並受大量轉發,不僅影響了台灣的國際形象,若韓國瑜當年當選總統,也很可能會對新南向政策產生重大影響。

中央層級的政策必定要考慮到國際關係、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等因素,才有制定和落實的可能,而政策的制定和落實又再進一步型塑了這些外部因素。我們必須意識到,「言論」跟「政策」同樣有其物質現實基礎,並且都是構成物質現實的一部份。換言之,政治人物及其幕僚和支持者的「言論」跟「政策」同樣是屬於政治制度的一部分,不僅立基於相仿的意識形態,而且是相輔相成的,並非兩條未曾交集的平行線。

「在一個平等成為現實,而非僅僅是名詞的社會裡,在種族或性侵犯與羞辱的言字眼都將只是毫無意義的音節。」凱瑟琳·麥金儂,《言語不只是言語》。

國家存在於社會中,政治人物的言論一定程度上主導社會輿論,並影響普羅大眾的意識形態。對於社會邊緣、少數弱勢群體來說,這些言論並不只是「說說而已」,而是既有社會結構的一部分。就好比在女性受強暴的現場,高喊著「強暴她!強暴她!」並不只是單純輕浮或白目,而是參與並鼓吹對女性的暴力。因此,柯文哲仇女言論不僅會延續或強化既有的不平等,並使不平等成為政治現實,鑲嵌入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體系之中。

綜上所述,即使我們確實無法單憑仇女言論,進而完全預測並論斷柯文哲的性平施政,但我們卻能從仇女言論中,多多少少意識到柯文哲在性別上的意識形態跟政策方向。若我們選擇柯文哲作為國家元首,這些仇女言論將在國際上代表台灣政府的意識形態,同時也會成為中央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即使沒有明文寫進政策),更可能會對多年來的婦女和性平政策產生負面影響,這些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作者是關心社福、藝文、性平與兒童議題的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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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珮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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