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已逝,威權主義陰魂不散──懷念戈巴契夫與1990年代

李福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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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巴契夫讓政治的春天到來

相信全世界50歲以上的中生代人類,不論喜歡或討厭,無人不記得戈巴契夫(Mikhail S. Gorbachev)。當1985年他以蘇共最高領導人身分推動共產政權自我內造改革,為四十年來受夠史達林(Joseph Stalin)、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以及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鐵蹄統治的東歐、蘇聯人民帶來自由新鮮空氣的時候,時年15歲至25歲對這個世界懷抱著美麗憧憬的年輕人,突然間都察覺到屬於他們父母世代冥頑不靈的全球板塊,正像春天的融冰一樣,一點一滴匯流為滋生萬物的甘泉。這股泉水不僅為文化、思想、學術、媒體環境帶來一波又一波的解禁,而且直接表現為政治的鬆綁和經濟的快速市場化。

戈巴契夫(Mikhail S. Gorbachev)。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這一股世界舊秩序逐步融解的潮流,在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的熱血演出下,出現了第一階段的劇情高潮。然後短短一兩年時間內,原本籠罩在蘇聯軍事脅迫下的華沙公約組織諸國,執政的共黨政權紛紛垮臺,自由與解放的空氣瀰漫全東歐,第二階段高潮出現在1991年底蘇聯帝國的解體,原本的加盟共和國紛紛獨立,包括近年臺灣人相當熟悉的立陶宛、拉脫維亞及愛沙尼亞三小國,以及烏克蘭,都脫離了舊蘇聯的桎梏,獲得重生。這一場歐洲地緣秩序的鉅變,不僅被視為二次大戰結束後最重大的國際勢力重組、冷戰的終結,而且被某些政治見解認為是民主制度的勝利。

「歷史的終結」名噪一時

當年還不到40歲的美國政治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因而提出「歷史的終結」論點,名噪一時。這一波民主化、自由化的高潮席捲全世界,也包括臺灣,激勵了一整個世代的年輕人,相信民主制度終將勝利,而以全球化為手段的市場經濟更是所向披靡。

回首這一波全球政治經濟的大地震,震央初始無疑落在莫斯科。戈巴契夫雖然在隨後的一連串政治鬥爭與縱橫捭闔中失勢,並很快失去對俄羅斯政局的影響力,然而在西方世界及新興民主國家的輿論和公眾視野中,仍然是終結冷戰與共產極權政體的最重要推手,在諾貝爾和平獎的光環之下,他絕對是象徵1990年代民主信念與自由解放的英雄偶像。

然而民主自由價值在二十世紀末的勝利,並不能如福山所預言,終結人類的歷史。充其量,只是上一個輪迴的結束,而且很快地標誌了下一個輪迴的開始。中國共產黨在蘇聯解體後,花了不少工夫研究蘇共失敗的教訓,得到的結論是黨內叛徒篡奪了黨的決策權,因而崩解了黨的紀律和信念。這裡所謂的叛徒,自然指的是戈巴契夫。因此自1990年代起中共內部不斷提醒「小心黨內出現戈巴契夫式的人物」。被西方世界尊為推翻共產極權英雄的戈巴契夫,在北京的小圈子內就只是個叛徒、內賊。共產黨作為一個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革命黨,其組織紀律確實和黑社會幫派異曲同工,不問是非正邪,只問組織的生存利益與鞏固壯大。

中俄都敵視戈巴契夫的改革

至於戈巴契夫的祖國俄羅斯,在失去蘇聯時代叱吒風雲的光榮感之後,經濟連年凋敝,貧富差距擴大,權錢交易盛行,集體挫折感瀰漫。不少俄國人懷念起社會主義時代表面上的社會公平,而這正是普丁竄起的背景。戰鬥民族寧可透過投票儀式,讓遂行威權統治的政治強人長期主導政局,也不願將國家權力交到更不可信賴的政客手中。普丁一方面鼓吹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另方面有效提振俄國經濟,以至於20年來支持度居高不下,成為蘇聯解體後俄國最強勢的政治領袖。

於是我們看到在柏林圍牆倒下、冷戰結束的激情過後,全球威權主義近幾年的復辟。這種復辟在2018年普丁打赤膊騎馬打熊,以及習近平修憲取消其國家主席任期限時,全世界沒有人意識到其背後潛藏的危險性。或者說,某種苟且偷安的集體心理,蒙蔽了西方民主國家的警覺性。威權型強人的重出江湖,總被當作是他國內政,犯不著杞人憂天。當歐盟、美國不時為了經濟表現與內政問題焦頭爛額的情況下,普丁的狂人行徑看起來只是一種無關痛癢的民粹式政治秀,而中國崛起成為世界工廠亦有助於抑制全球通膨。

總之,大家忙著自掃門前雪,新冠疫情來襲前夕的世界氛圍,頗有幾分1930年代綏靖主義(Appeasement)的味道。假設當年希特勒的野心僅止於併吞奧地利,而日本帝國軍人在發動中日戰爭之後不急著向太平洋擴張勢力,綏靖主義確實也是一種有效避免衝突的鴕鳥政策。

普丁和習近平聯手挑戰1990年代的民主浪潮

然而今年2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再次證明奉行威權統治的政治狂人,不會滿足於冷戰結束以來由西方國家所設定的政治秩序。普丁念念不忘蘇聯時代俄羅斯作為全球社會主義集團老大的威風,習近平則同樣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口號,包裝向西太平洋擴張的野心。簡單一句話,俄、中兩國正以某種不顯眼的結盟方式,聯手挑戰1990年代以來的國際地緣秩序。

只不過這一次的反民主勢力,並不是利比亞格達費或敍利亞阿薩德這種等級,而是全球第二和第三大軍事強國的聯手,加上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規模。光是俄羅斯停止向歐洲提供天然氣,而中國因疫情封控為全球帶來的輸入型通膨,就足以讓歐美國家叫苦連天。民主政體領導人向來注重國內選舉民調遠甚於國際事務,2020年代的歐美國家領導人能不能像上個世紀的戈巴契夫與雷根一樣,聯手為全球民主化和自由化帶來激勵人心的改變?或者,效法1930年代邱吉爾與羅斯福,挺身對抗極權主義和軍國主義的全球性擴張?我們仍需拭目以待,只不過,當前局勢令人憂心忡忡。

緬懷戈巴契夫的逝世,回顧1980年代末因為他對於民主改革的一股信念,推波助瀾全人類長達30年追求民主與自由的夢想,這是紮紮實實的一次時代革命,是他與他同時代的政治領袖──包括臺灣的李登輝──所共同完成的不可能任務。

歷史不會終結,而且永遠充滿挑戰。戈巴契夫的時代落幕了,新的威權幽靈與民主危機捲土重來。二十一世紀的年輕世代與政治領袖,準備好接受挑戰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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