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來了」？關於二二八只怕遺忘和了解不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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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是「紀念日」，不是「節日」！

日前筆者服務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刊登校友會館二二八當天折扣優惠的訊息引發風波，緊急下架訊息並發布道歉聲明。這對於號稱頂尖大學、並以臺灣中學教育師資培養龍頭自豪的大學而言，是再諷刺不過的事。不過，能夠及時發現並改正錯誤，也是值得欣慰的事。

無獨有偶，陽明交通大學體育賽事啦啦隊竟然計劃在二二八當天舉辦新竹市區的「火力班」歡樂大遊行，校方僅僅發出官腔官調的回應，表示尊重同學自主舉辦的活動，校長本人甚至劃錯重點，指責二二八成為圖騰禁忌。難道南京大屠殺、六四、哥倫布登陸美洲屠殺原住民也可以辦歡樂大遊行或節日折扣嗎？

事實上敝校這個也許是承辦人無心的疏失和陽明交大的這個「火力班」歡樂大遊行，反映了臺灣人的集體失憶，以及對於歷史真相的無知與無感。正因如此，二二八一些社群媒體上或商品和旅遊廣告，變成「假日」或「節日」。甚至在刻意的扭曲與操弄下，有人用「慶祝」來描述二二八。

每年上演一次的（被）和解大戲，然後呢？

同樣反諷的是，國民黨和統派媒體每年這個時候，總是會散佈類似「又來了」的風向。國民黨作為當時犯下違反人性的屠殺大罪的政黨繼承者，不僅未思反省與認錯、乞求台灣人民的寬恕，還刻意把二二八事件和紀念扭曲成有心人士操縱的族群仇恨。

「又來了」？身為蔣家後代的台北市長蔣萬安每在年的二二八這一天，如同歷任的台北市市長，也都會行禮如儀地參加二二八紀念會，並會見二二八受害者家屬，營造（或「消費」）和解氣氛的政治意圖不言可喻。

蔣萬安總是不忘在致詞時，如同其他國民黨高層和黨國體制下的教科書，把二二八歸因於查緝私煙導致警民衝突。蔣萬安持續把蔣家後代的身份當作政治提款機，享盡各種政治紅利，但卻一再企圖淡化甚至掩飾國民黨政權當時所犯下的屠殺罪行，於私於公都欠缺應有的道德勇氣。

蔣萬安面對二二八的態度，事實上充分反應統派和國民黨長期以來在這些事情上的態度，他們當然會繼續頑強抗拒移除蔣介石銅像、中正紀念堂轉型、關閉兩蔣陵寢等等轉型正義記憶工程。

就有中研院學者朱浤源曾抹黑日本和長老教會是二二八事件的元兇，二二八死傷人數僅數百人，不存在基隆三八大屠殺。類似的言論令人憤怒，但並非特例，現今的臺灣社會仍存在一股勢力要否認、扭曲和壓抑二二八的歷史真相和記憶，和中國官方面對天安門事件的態度如出一轍。

媒體人黃暐瀚則曾寫過「加害者後代，是加害者嗎？」的評論，呼籲放下仇恨，刻意模糊焦點，將二二八的轉型正義和歷史記憶扭曲成族群對立。這也顯示臺灣社會長期以來檢討受害者的習慣，追究受害者不寬容、走不出心中的仇恨，而不深刻反省寬恕的艱難。

「又來了」？諸如此類的態度和的操作依然存在於臺灣社會，充分顯示二二八並沒有因為設立紀念館和紀念日，就成為台灣人共同反省、保存和珍惜的歷史記憶。

依然進行中的記憶清洗

今年初的大選結束後，國民黨重新取得國會第一大黨的席次，從他們這幾天的表現看來，加上民眾黨的八席和無黨籍的兩席側翼，在立法院為所欲為已經是完全可預期的事。各國官員和議員爭相來訪、深化合作關係的立法院，將是回不去的過去。用台中市政府的那一包問題豬肉借題發揮，恐怕只是小菜一碟，司法、國防、外交、衛福等等，都將會有難以預估的動亂和災難。

國民黨選前宣示要恢復特偵組，選後更加碼要成立立院特偵組，無限擴張立法委員職權，破壞現有立法、司法與監察權的份際，過程艱辛的轉型正義工程恐怕也會是藍白擴權濫權的目標。

包括《檔案法》、《不當黨產條例》和委員會等與轉型正義相關的法條與機構，都將因為藍白勢力佔多數，無法繼續運作，甚至可能如他們曾宣示地會被廢止，對於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和無數戒嚴體制下的人權迫害的真相釐清、咎責、道歉與賠償、記憶修補與重建等轉型正義工程，都帶來莫大的阻礙甚至災難。

主張九二共識的政黨成為國會第一大黨，進去中聯辦輸誠的人現在當立法院院長，中共官媒常客的人也進了立法院，主張兩岸一家親的政黨有八席立委。這樣的立院形勢恐怕不只是意謂朝小野大、國家政策的杯葛和政治利益的獨佔，也不只是和中國唱和，而是台灣人歷史記憶的持續清洗。

記憶是一場可見與不可見之間永不休止的鬥爭

由賴納茨（Dirk Reinartz）等人共同創作的《依然致命：集中營舊址圖像》（Deathly Still: Pictures of Former Concentration Camps）顧名思義收錄了多幅二次大戰期間納粹集中營的歷史圖像。特別的是，本書收錄的圖像並沒有像瘦弱不成人形的囚犯、惡劣的生活條件等制式的集中營景象。

作品以二次大戰期間波蘭境內集中營索比堡（Sobibór）為拍攝主題，但是我們看到的卻只是一張又一張沒有什麼引人注目、欠缺明確標地的相片。林間空地加長的全景式水平視野、層層樹木與雜草和天空的比例製造出一種厚重沈重的效果。

表面上看起來空無一物、沒有什麼好看的的構圖當然是攝影者刻意的安排，一方面象徵集中營的毀滅性，一方面也吸引讀者的目光，沈思集中營到哪裡去了？讀者因此置身在一種視覺、認知和道德情感上的困境。

觀者會覺得自己像是站在圖像的外部，面對空蕩蕩的廢墟，但似乎他們的觀看位置又早已被攝影者涵蓋於圖像之中，深受吸引要走進相片所再現的歷史場景與事件。透過這樣的在場與不在場、可見與不可見、可感與不可感的張力，能夠激發觀者的想像，開啟歷史真相和記憶的追尋與重建。

歷史真相和記憶的追尋與保存、撫平創傷和安頓心靈都需要有教科書與出版品、檔案、紀念館、紀念碑、悼念儀式以及相關的立法等實質的技術體制和政策的支柱。但是我們也同時必須避免「博物館化」（museumization），讓一切淪為行禮如儀、空洞的制式程序。

一個人一個國家和民族是否能得到敬重、有沒有未來，就看記得和不記得什麼、如何面對過去。記憶如此珍貴，卻又無比脆弱，因為有太多內在和外在的力量在彼此拉扯，有太多太強的力量要我們遺忘或扭曲我們的記憶，在決定我們能夠和願意記得什麼。

還有多少冤魂被埋沒在歷史洪流之中，二二八事件中有哪些還沒被記得的女性身影，二二八、清鄉階段和後來的白色恐怖時期臺灣人吃什麼、喝什麼、聽什麼，有哪些珍貴的史料還未被發掘……？

「又來了」？關於二二八、白色恐怖、所有臺灣這塊土地的歷史創傷，只有「害怕想起來」，只有了解不夠多。

作者任教於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不務正業，致力跨越學術藩籬，畢生最大夢想是臺灣人成為有知識、正義感和寬闊世界觀的新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