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辛吉:孤獨的現實主義者

蕭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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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傾向認為歷史並非個人力量所能左右。但就事論事,你就會發現個人的確能起作用。──季辛吉

當人們用「終於」(finally)來表述季辛吉的離世時,除了表達其驚人的長壽,以及所謂「戰犯」指控外,言外之意也是對季辛吉所象徵的某種外交思維的複雜情緒,一種與美國本土政治傳統,以及「美利堅治世」(Pax Americana)格格不入的思想。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威爾遜主義的本質

現實主義的核心命題是通過維持權力的優勢,以遏止國際體系中特定國家的好戰傾向,相較於美國本土學界所發展的結構現實主義,季辛吉的現實主義更要求領導人在動武決心上的意志,對於人們經常把他的外交風格,與某種馬基維利的刻板印象相連,他的自我表述是,他唯一看重的只有馬基維利對於政治領導人決心的觀點。

早在進入白宮決策圈之前,季辛吉就指出,艾森豪所訴求的「大規模報復」,在核戰時代,只會讓蘇聯產生測試美國底線的心態,既無助於談判,也無助於實質的嚇阻。季辛吉相信,要讓威嚇真實可信,有限度的核戰爭是更合適的威懾手段,必須讓人們看到美國在「灰色區域」動武的決心。這個主張就現實主義來說並不出奇,但對於經歷世界大戰以及兩次原子彈轟炸的世界來說,主動挑起即便是小規模的核戰,仍是駭人聽聞。

作為現實主義的擁抱者,季辛吉相信戰爭有其正當性,但戰爭並非為戰爭而戰爭,戰爭的勝利是為了重建國際秩序,而非虛幻的和平。對於戰爭或和平的過度訴求,都會成為重建秩序的阻礙。季辛吉將「在勝利時刻知所節制」視為美德,「唯有後世能體認其可貴」,然而陷入戰爭迷思的同時代人卻很少這麼想,反而認為那是不必要的示弱。

季辛吉之所以與美國本土政治傳統格格不入,在於他對威爾遜主義的態度。這不是單純的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衝突,而是他對美國這個國家的自我道德優越性並沒有太多的認知。在威爾遜主義建立一個讓民主國家感到安全的國際環境的信念,是美國自我國家認同的延續,其普世主義色彩與訴求權力平衡的歐洲公法傳統格格不入。威爾遜主義預設美國的建國經驗是普世的,可以在地球的任何角落加以複製,威爾遜主義並非空談理念,在美國成為全球獨霸,以全球為影響力範圍時,其理念即轉化為對全球民主政體的維持,拜登向習近平表達介選台灣的關心,即為一例,其背後的邏輯是威爾遜主義的延伸:只有民主國家集團,才能讓地緣政治秩序永久和平。

對季辛吉來說,國家的政治體制從來都不是其現實主義的考量要點,在追求權力平衡的國際秩序中,威權國家並沒有比民主國家更好戰,人們偶爾有一種感覺,季辛吉與非民主國家領袖打交道如魚得水,而與民主國家領袖則顯得拘謹,並非錯覺,主要是前者讓他感覺可以就事論事,而後者則可能讓他覺得得要分心回應華而不實的自我標榜。

對季辛吉來說,威爾遜主義的作用僅僅在於維繫大國信譽。務實的外交家會選擇撤兵越南,但現實主義不是務實,一旦選擇撤兵,無疑給予共產集團可以持續試探底線的錯誤訊息。轟炸柬埔寨是季辛吉的人生污點,但對他來說,如果不以此嚇阻北越,東南亞戰爭的結束將更加遙遙無期。儘管越南內戰的結果不如美國所預期,然而,正如李光耀後來所說,如果沒有美國的介入,如今的東南亞已經赤化。

自況梅特涅

不能說季辛吉對民主沒有好感,但在他看來,民主的政治環境經常造成現實主義外交的困擾。威爾遜主義本質上是美國內政的延續,其根本信念是如果所有國家都「美國化」,這個世界將會更加和平;對季辛吉的現實主義來說,美國民主國家的內政需求經常變成它被迫干預的理由,美中關係的正常化既是壓制蘇聯的現實主義外交,其外交成果也有幫助尼克森擺脫越戰泥沼的內政需求。

在季辛吉看來,民主政體中似乎難以避免的意識形態對抗,經常成為務實外交的障礙,這是他對威爾遜主義的保留。在他看來,麥卡錫主義在戰後美國的盛行,象徵民主政體成為「極權式民主」的墮落,民主政體的精髓在於,輸家能以相對優雅的姿態接受失敗,而極權體制的精髓則在於,勝利者取得懲治對方的權利,一旦選舉失利的風險如此可怕,選戰就會你死我活,那必傷害民主程序。

季辛吉其實並不特別關心民主體制的良窳,他對美國民主出現麥卡錫主義的評論,更像是他對意識形態對抗的憂慮。

然而,季辛吉對於幕後操作祕密外交的偏好,在70年代就已經超出了民主體制對於現實主義外交的容忍程度。在美國本土的政治傳統中,馬基維利主義是憲制危機的體現,總統的祕密外交會讓國會難以制衡,更遑論季辛吉本人與情報機關發動的秘密戰爭。

美國本土政治傳統的基因排斥季辛吉,保守派指控季辛吉對於共產主義不設防,而威爾遜主義的忠實信徒則因為他對民主和平的冷漠而敵視他。

儘管多次否認梅特涅對於其外交思維的影響,但季辛吉對於梅特涅的評論,在某種程度上也不妨說是他的自況。季辛吉將梅特涅稱為「一流的戰術家,平庸的戰略家」,梅特涅操弄國際賽局的長材在於他外交行動的技巧,而非理念的啟發,梅特涅缺乏「在諸多歷史危機中讓精神得以超越僵局的特質:能夠深思熟慮最壞的情況」。

季辛吉可能非常想超越梅特涅的格局。但是,如果比較他與同樣被譽為現實主義者的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就可以看出兩人之間不同的現實主義格局。布里辛斯基終身以瓦解蘇聯為職志,對他來說,歐洲的東方問題是美國全球權力平衡重中之重,北約東擴不是為了挑釁俄羅斯,而是在瓦解俄羅斯不可得的狀況下將俄羅斯正常化的嘗試。

康德永久和平的信徒

很難論定兩人現實主義戰略格局的高低,至少對季辛吉來說,瓦解一個大國實屬癡心妄想,甚至期待它的民主化與「正常化」都是不切實際的奢望。季辛吉將保守派力主在全球打造民主國家的作法毫不同情,他相信將他國內政視為本國外交延續將增添不必要的困擾。

如果人們理解季辛吉的權力政治邏輯,就不會對他一邊批評美國在歐洲對俄羅斯的武力嚇阻做的不夠,一邊主張烏克蘭應該接受俄羅斯的停戰訴求感到難解。

就中國問題來說,季辛吉並不認為將亞洲組織起來遏制中國,或者「建立民主集團對其發動意識形態進攻」的舉動能夠成功,根本原因是中國的大國本質讓它成為多數鄰國不可或缺的貿易伙伴。

季辛吉對於「大國」的看法,讓他的現實主義帶著某種悲觀色彩,一如他筆下的梅特涅,梅特涅並非不清楚神聖同盟難抵民族主義的時代浪潮,他竭盡所能的只是延緩它對於國際秩序的衝擊。

在其晚年的《論中國》一書結尾中,季辛吉提及了英國外交部高官克勞在1907年的「克勞報告」。克勞對於英德衝突的結局是悲觀的,他指出崛起的大國即使向所有國家表現無限政治善意,都無法證明它並不存在擴張野心,二十世紀初的英國冒不起誤判的風險,今天的美國也同樣如此。

季辛吉對克勞報告的援引,似乎在暗示美中衝突在所難免,然而他也指出,「如果歷史只是機械的重複過去,那麼以往的任何轉變都不可能發生」,正如他對梅特涅的評論,固然任何一個政治領袖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但是,政治家的道德責任並不是「躲在歷史必然背後,形同在道德上自我放棄」。

季辛吉的名字太浮濫的與馬基維利相連,然而季辛吉卻從不吝於坦白他是康德的信徒,他引用康德說明為何外交政策既有捍衛自由的義務,又必須與敵對者和平共存。1973年,季辛吉在聯合國安理會的演講中,再次提及了康德,「兩世紀前,哲學家康德預言,永久和平終將到來」。

就大國對抗的格局來說,保守派與民主和平論者對於永久和平的展望都有相對清晰的圖景,然而季辛吉沒有。季辛吉相信美國發現自身的處境十分類似於19世紀的歐洲,而歷史的教訓是類似於梅特涅體制的權力平衡機制可以演化,借由共同的價值觀增強權力平衡,而在現代世界,這些價值必然是民主理念。但是,對於從不懷抱民主信念的大國,季辛吉卻沒有任何期待與幻想,這些都讓他的現實主義論調,在今天的世界顯得孤獨。

作者興趣是政治思想與歐陸當代思想、被深刻思索過的一切,以及一切可以更有深度的物事,留心閾界、間隙與極限成癖,深信自由起於文字的繼受、交鋒、碎裂、誤讀與訛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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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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