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辛吉：孤獨的現實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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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傾向認為歷史並非個人力量所能左右。但就事論事，你就會發現個人的確能起作用。──季辛吉

當人們用「終於」（finally）來表述季辛吉的離世時，除了表達其驚人的長壽，以及所謂「戰犯」指控外，言外之意也是對季辛吉所象徵的某種外交思維的複雜情緒，一種與美國本土政治傳統，以及「美利堅治世」（Pax Americana）格格不入的思想。

威爾遜主義的本質

現實主義的核心命題是通過維持權力的優勢，以遏止國際體系中特定國家的好戰傾向，相較於美國本土學界所發展的結構現實主義，季辛吉的現實主義更要求領導人在動武決心上的意志，對於人們經常把他的外交風格，與某種馬基維利的刻板印象相連，他的自我表述是，他唯一看重的只有馬基維利對於政治領導人決心的觀點。

早在進入白宮決策圈之前，季辛吉就指出，艾森豪所訴求的「大規模報復」，在核戰時代，只會讓蘇聯產生測試美國底線的心態，既無助於談判，也無助於實質的嚇阻。季辛吉相信，要讓威嚇真實可信，有限度的核戰爭是更合適的威懾手段，必須讓人們看到美國在「灰色區域」動武的決心。這個主張就現實主義來說並不出奇，但對於經歷世界大戰以及兩次原子彈轟炸的世界來說，主動挑起即便是小規模的核戰，仍是駭人聽聞。

作為現實主義的擁抱者，季辛吉相信戰爭有其正當性，但戰爭並非為戰爭而戰爭，戰爭的勝利是為了重建國際秩序，而非虛幻的和平。對於戰爭或和平的過度訴求，都會成為重建秩序的阻礙。季辛吉將「在勝利時刻知所節制」視為美德，「唯有後世能體認其可貴」，然而陷入戰爭迷思的同時代人卻很少這麼想，反而認為那是不必要的示弱。

季辛吉之所以與美國本土政治傳統格格不入，在於他對威爾遜主義的態度。這不是單純的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衝突，而是他對美國這個國家的自我道德優越性並沒有太多的認知。在威爾遜主義建立一個讓民主國家感到安全的國際環境的信念，是美國自我國家認同的延續，其普世主義色彩與訴求權力平衡的歐洲公法傳統格格不入。威爾遜主義預設美國的建國經驗是普世的，可以在地球的任何角落加以複製，威爾遜主義並非空談理念，在美國成為全球獨霸，以全球為影響力範圍時，其理念即轉化為對全球民主政體的維持，拜登向習近平表達介選台灣的關心，即為一例，其背後的邏輯是威爾遜主義的延伸：只有民主國家集團，才能讓地緣政治秩序永久和平。

對季辛吉來說，國家的政治體制從來都不是其現實主義的考量要點，在追求權力平衡的國際秩序中，威權國家並沒有比民主國家更好戰，人們偶爾有一種感覺，季辛吉與非民主國家領袖打交道如魚得水，而與民主國家領袖則顯得拘謹，並非錯覺，主要是前者讓他感覺可以就事論事，而後者則可能讓他覺得得要分心回應華而不實的自我標榜。

對季辛吉來說，威爾遜主義的作用僅僅在於維繫大國信譽。務實的外交家會選擇撤兵越南，但現實主義不是務實，一旦選擇撤兵，無疑給予共產集團可以持續試探底線的錯誤訊息。轟炸柬埔寨是季辛吉的人生污點，但對他來說，如果不以此嚇阻北越，東南亞戰爭的結束將更加遙遙無期。儘管越南內戰的結果不如美國所預期，然而，正如李光耀後來所說，如果沒有美國的介入，如今的東南亞已經赤化。

自況梅特涅

不能說季辛吉對民主沒有好感，但在他看來，民主的政治環境經常造成現實主義外交的困擾。威爾遜主義本質上是美國內政的延續，其根本信念是如果所有國家都「美國化」，這個世界將會更加和平；對季辛吉的現實主義來說，美國民主國家的內政需求經常變成它被迫干預的理由，美中關係的正常化既是壓制蘇聯的現實主義外交，其外交成果也有幫助尼克森擺脫越戰泥沼的內政需求。

在季辛吉看來，民主政體中似乎難以避免的意識形態對抗，經常成為務實外交的障礙，這是他對威爾遜主義的保留。在他看來，麥卡錫主義在戰後美國的盛行，象徵民主政體成為「極權式民主」的墮落，民主政體的精髓在於，輸家能以相對優雅的姿態接受失敗，而極權體制的精髓則在於，勝利者取得懲治對方的權利，一旦選舉失利的風險如此可怕，選戰就會你死我活，那必傷害民主程序。

季辛吉其實並不特別關心民主體制的良窳，他對美國民主出現麥卡錫主義的評論，更像是他對意識形態對抗的憂慮。

然而，季辛吉對於幕後操作祕密外交的偏好，在70年代就已經超出了民主體制對於現實主義外交的容忍程度。在美國本土的政治傳統中，馬基維利主義是憲制危機的體現，總統的祕密外交會讓國會難以制衡，更遑論季辛吉本人與情報機關發動的秘密戰爭。

美國本土政治傳統的基因排斥季辛吉，保守派指控季辛吉對於共產主義不設防，而威爾遜主義的忠實信徒則因為他對民主和平的冷漠而敵視他。

儘管多次否認梅特涅對於其外交思維的影響，但季辛吉對於梅特涅的評論，在某種程度上也不妨說是他的自況。季辛吉將梅特涅稱為「一流的戰術家，平庸的戰略家」，梅特涅操弄國際賽局的長材在於他外交行動的技巧，而非理念的啟發，梅特涅缺乏「在諸多歷史危機中讓精神得以超越僵局的特質：能夠深思熟慮最壞的情況」。

季辛吉可能非常想超越梅特涅的格局。但是，如果比較他與同樣被譽為現實主義者的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就可以看出兩人之間不同的現實主義格局。布里辛斯基終身以瓦解蘇聯為職志，對他來說，歐洲的東方問題是美國全球權力平衡重中之重，北約東擴不是為了挑釁俄羅斯，而是在瓦解俄羅斯不可得的狀況下將俄羅斯正常化的嘗試。

康德永久和平的信徒

很難論定兩人現實主義戰略格局的高低，至少對季辛吉來說，瓦解一個大國實屬癡心妄想，甚至期待它的民主化與「正常化」都是不切實際的奢望。季辛吉將保守派力主在全球打造民主國家的作法毫不同情，他相信將他國內政視為本國外交延續將增添不必要的困擾。

如果人們理解季辛吉的權力政治邏輯，就不會對他一邊批評美國在歐洲對俄羅斯的武力嚇阻做的不夠，一邊主張烏克蘭應該接受俄羅斯的停戰訴求感到難解。

就中國問題來說，季辛吉並不認為將亞洲組織起來遏制中國，或者「建立民主集團對其發動意識形態進攻」的舉動能夠成功，根本原因是中國的大國本質讓它成為多數鄰國不可或缺的貿易伙伴。

季辛吉對於「大國」的看法，讓他的現實主義帶著某種悲觀色彩，一如他筆下的梅特涅，梅特涅並非不清楚神聖同盟難抵民族主義的時代浪潮，他竭盡所能的只是延緩它對於國際秩序的衝擊。

在其晚年的《論中國》一書結尾中，季辛吉提及了英國外交部高官克勞在1907年的「克勞報告」。克勞對於英德衝突的結局是悲觀的，他指出崛起的大國即使向所有國家表現無限政治善意，都無法證明它並不存在擴張野心，二十世紀初的英國冒不起誤判的風險，今天的美國也同樣如此。

季辛吉對克勞報告的援引，似乎在暗示美中衝突在所難免，然而他也指出，「如果歷史只是機械的重複過去，那麼以往的任何轉變都不可能發生」，正如他對梅特涅的評論，固然任何一個政治領袖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但是，政治家的道德責任並不是「躲在歷史必然背後，形同在道德上自我放棄」。

季辛吉的名字太浮濫的與馬基維利相連，然而季辛吉卻從不吝於坦白他是康德的信徒，他引用康德說明為何外交政策既有捍衛自由的義務，又必須與敵對者和平共存。1973年，季辛吉在聯合國安理會的演講中，再次提及了康德，「兩世紀前，哲學家康德預言，永久和平終將到來」。

就大國對抗的格局來說，保守派與民主和平論者對於永久和平的展望都有相對清晰的圖景，然而季辛吉沒有。季辛吉相信美國發現自身的處境十分類似於19世紀的歐洲，而歷史的教訓是類似於梅特涅體制的權力平衡機制可以演化，借由共同的價值觀增強權力平衡，而在現代世界，這些價值必然是民主理念。但是，對於從不懷抱民主信念的大國，季辛吉卻沒有任何期待與幻想，這些都讓他的現實主義論調，在今天的世界顯得孤獨。

作者興趣是政治思想與歐陸當代思想、被深刻思索過的一切，以及一切可以更有深度的物事，留心閾界、間隙與極限成癖，深信自由起於文字的繼受、交鋒、碎裂、誤讀與訛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