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親中反美？再探「疑美論」的另一種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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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比利時、盧森堡不是民族國家，這不是因為它們屬於小國，而是由於這些「中立化的」政治體，放棄對於自己權力現實存在的信念。而沒有權力願望的民族和個人不屬於政治的範疇。因為，一個具有價值意義感的人才能夠行動、才會是一個有生命的人；而信念除了用來界定民族國家這個概念，反過來也就指出，一個具有信念、權力願望的共同體，才會是一個真正的民族國家，而不會僅僅只是一個地理名詞。──馬克斯．韋伯，1999，《經濟行動與社會團體》

近月餘來台灣疑美論蔚然成風。除了美國堅持不直接介入烏俄戰爭的原因外，島內美中代理人政治鬥爭與左右型式主義的「反戰」文化爭論，也讓疑美論持續發酵。基於台灣人甚麼都喜歡拿新加坡來進行比較的習慣，果不其然馬上有人說，新加坡不僅做到了「強國等距」，在美中兩國間周旋；甚至目前，星國反而有較倒向中國的趨勢。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新加坡親中」論述出現，英國《金融時報》首席外交評論員Gideon Rachman就認為主因在於，新加坡對美國近年來力推與中國脫鉤（decoupling）感到不滿。這個由華盛頓主導，為了讓全球製造業重新洗牌所推行的友岸（friend-shoring）、近岸（near-shoring）與回流（re-shoring）的供應鏈重建政策，試圖排除中國的紅色供應鏈這整個操作，都讓新加坡相當感冒。

縱使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已在四月底一場於華府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定調，美國的總體對中戰略應該是「去風險與分散風險而非脫鉤」（de-risking and diversifying, not decoupling）。但美中競爭從貿易、技術到軍事，已發展成全方位、各領域的衝突邊緣，這不僅讓全球壟罩在新冷戰的陰影，更活在兩大核武強權隨時熱鬥的危機意識中。

這種被稱之為「蘇利文主義」（Sullivan Doctrine）或「新華盛頓共識」的政府補貼型產業政策與貿易保護主義，也讓各國擔心美國所謂的「去風險」，就是要透過國內補貼來打亂WTO以降的全球自由貿易體系。

新加坡模式的「經濟靠中國，軍事靠美國」

對美國「從脫鈎到去風險」所展現的擔憂，話說得最白的，是新加坡副總理黃循財（Lawrence Wong）。他在近期的一場專訪中指出：「如果『去風險化』做得太過火，我們終將面對一個更破碎化的世界經濟局勢」。新加坡副總理的憂心忡忡其來有自。因為至少從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帶領新加坡獨立建國的首任總理李光耀，就明確將新加坡的經濟希望放在新中國身上，期待新加坡能從突飛猛進的中國經濟表現中獲益。

但同時，出於區域軍事安全與週邊形勢穩定的原因，李光耀也同樣歡迎美軍進駐新加坡。因此，新加坡經常被視為「經濟靠中國，軍事靠美國」的避險戰略典範（hedging）。從李光耀到李顯龍，甚至都可以很有彈性的針對不同場合、不同領域，反覆強調他們「不想在美國和中國之間做出選擇」。因為新加坡希望與「所有大國」成為朋友。

而新加坡這種「經濟上疑美、軍事上疑中」，在「抗衡美國」與「扈從美國」的光譜上自在移動的進行「避險」，之所以能成立，有兩個因素是台灣無法學習的：

第一、東協集團的區域政治經濟因素

簡言之，無論在經濟或軍事上，新加坡背後有整個東協（ASEAN）的勢力，可以讓自己坐在美中之間以公正第三方與協力者的姿態，伺機而動、待價而沽；但台灣在經濟上，WTO效能不彰的情況下，自由貿易區拓展進度落後，唯一有點收穫的，是近期已達成部分協議的「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在軍事上，台灣也只能靠自己，或靠美國與美國支持的「美日安保體系」來對抗中國的武力威脅。

華府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C）兼任研究員Huong Le Thu （黎依芯）就認為，東協本身雖然缺乏強制力與集體決策的嚴謹機制，但區域內各國多年互動已經累積相當的信任與集體性。做為自外於美中之間的獨立力量，東協大可在美中雙方衝突越烈的情況下，提出越高的合作條件。甚至是讓兩個大國為了東協的經濟利益而升高對抗。

雖然黎依芯也認為，北京和華盛頓間的緊張，若是持續無法舒緩，東協各國終究還是得面臨選邊站隊的巨大壓力。而且東南亞各國從來也不是鐵板一塊的團結，所以在各自目標利益分歧錯綜的情況下，也是有可能被各個擊破。但東南亞各國無論經濟或人口增長，目前看來都是世界前茅的情況下；相較於衰退中的中國人口紅利（廉價勞工），東協都還是美中雙方無法得罪，並且必須籠絡的對象。

2022年11月，在巴厘島舉行的G20峰會，主辦國印尼之所以能在美中間穿梭，讓美中領袖自拜登當選後首次實體碰面，就是因為雙方都想籠絡印尼、更想籠絡東協；而東協的待價而沽，除了墊高自己的利得外，某種程度也是產了外溢效果，順風幫助美中兩國打破了維持近兩年的僵局。

再加上無論CPTPP或RCEP，東協各國大多皆參與其中，所以東協區域可說是目前全球貿易自由化程度最高的單一區域，更是美國撇除紅色供應鏈，美國廠商撤出中國工廠後，距離最近可以移動的供應鏈之所在。整個東協未來經濟前景如此看好的情況下，新加坡作為其中發展程度最高的區域技術與金融中心，對美中說話就更有分量，避險的施展模式就更有彈性。

更不要忘記，在軍事上，雖然東協的區域經濟合作遠大於軍事合作，但在2021年，幾個前大英國協國家（英國、澳洲、紐西蘭、新加坡與馬來西亞），配合英國脫歐後新的「全球不列顛」（Global Britain）對外戰略，重啟了半世紀前英國勢力仍在印太地區的「五國聯防」（Five Power Defence Arrangements）。

第二、新加坡自身的地理、制度與文化特殊性因素

一言以蔽之，對整個東南亞地區國家來說，中國崛起後的最大威脅，就是中國在南海區域的擴張。但新加坡與南海沒有直接的地理接鄰，中國未來再怎麼強大也只能佔領島礁，沒辦法擴張到星國本土；相較之下，台灣卻時時在中國軍事威脅之下，而且這種威脅，短期內並未有緩解的趨勢。所以新加坡可以高枕無憂的「經濟歸經濟，政治歸政治」。

所以一些中國觀察家看到的是，新加坡即使不支持美國「遏制」中國，但在多數議題，尤其是安全議題上，新加坡大部分都是與華盛頓站在一起。尤其是在南海問題的立場上，縱使中國多次施壓新加坡，新加坡也是唯一一個東協國家第一時間聲援菲律賓在國際法庭南海仲裁案中的立場，與中國爭鋒相對。所以2017年，北京取消了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參加「一帶一路論壇」的邀請。因為李顯龍於中菲仲裁期間，曾多次親自為菲國辯護，強烈表達支持菲律賓的立場。

不過，美國密西根大學國際政策中心副院長John D. Ciorciari也觀察到，無論在傳統貿易，或是最近幾年因為「香港內地化」，使得中國富人資本出逃（直接投資、外商轉投資）的終點，大量從香港轉向新加坡。此外，讓多數國家陷入債務陷阱的「一帶一路」，也只有新加坡靠金融與航運服務成為其中贏家；但同時，新加坡一旦面對中國強硬干預其對外行動與內政時，星國政府也從不改強硬立場。但這些對中強硬，終究又都無損星國作為東南亞華裔人口數最多，因此又被中國另眼相看的事實。這讓星國對中持續獲利的同時，卻持續與台灣合作軍事演訓，因此才有2016年香港海關扣留星國運兵車的外交衝突事件。

所以整體來，無論經濟上從中國有多少獲利，星國還是一再重申自己作為一個城市國家，全力支持美國所宣稱的「南海自由航行原則」。李顯龍在2017年受訪時也強調，雖然新加坡一直努力在美中之間取得平衡，但美國與新加坡的安全利益是一致的。這也反映在新加坡維持徵兵制、大量投資精銳軍事力量，並且又與美國持續進行軍事項目合作，建造新碼頭容納美國航母。其目的就在保衛海上交通線，讓印度洋、麻六甲、南海到東北亞的航線能夠暢行無阻。2015年的星美《加強國防合作協定》（EDCA），甚至可以視作雙方共同保衛印太航行自由因此共組的准軍事同盟。

若新加坡都沒有本錢疑美，那實在看不來台灣有什麼底氣疑美

所以我們總結來看，若新加坡有上述相較於台灣缺乏的各種有利因素，也只敢「經濟親中、軍事親美」；且不說台灣沒有上述有利因素，過去還一直想著要「經濟靠中國、軍事靠美國」到底有沒有成功的可能性。現在這波方興未艾的「疑美論」，則是更誇張的在軍事上不停的自我降格，質疑美國對台灣缺乏軍事承諾，讓台灣走向「經濟與軍事雙重放棄美國」。這種論述，不僅將「國防自主性」與「國家自我保衛的生存意志」完全摒棄；更是一種缺乏「對等同盟尊嚴」與「天助自助精神」的「巨嬰行為」。

最後，本文想要表達的是，如果就連每次都強調不在美中衝突間站隊的李顯龍，都曾在2018年的東協峰會中說，若是美中衝突持續升高，東協也可能不得不做選擇；如果就連佔盡優勢的新加坡與東協，都無法保證「花有百日圓」，可以自由避險的好日子能夠不斷持續。那如今的台灣，在過去喊「經濟靠中國、軍事靠美國」就已經很難達成的情況下；現在還要進一步加碼去喊「經濟與軍事美國都不可靠」的「疑美論」，那真的是天作孽有可為、自作孽不可活。

余自束髮以來，粗覽群書，獨好屠龍之術，遂專治之，至今十餘載矣。從師於南北東西，耗費雖不至千金，亦百金有餘。恨未得窺堂奧，輒無所施其巧。由是轉念，吹笛玩蛇，偶有心得，與舊親故共賞，擊節而歌，適足以舉觴稱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