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動的失敗可能是我人生最大的幸運」：啤酒館嘩變一百週年

520

建制的官員是已經沒用了，人民根本不把他們放在眼裡。最理想的是一個能說善道的工人，這個人不需要多少聰明才智，畢竟，政治是世界上最愚蠢的東西。──Dietrich Eckart

1923年11月8日夜八點多，慕尼黑的夜生活才正開始，一個身材削瘦的年輕人，帶著一群人闖進一間名為伯格布勞凱勒的啤酒館，他的胸前別著一枚一級鐵十字勛章，一枚二級鐵十字勛章，搶進啤酒館後他拿起酒杯大口喝下，然後摔下杯子，拔出手槍指著天花板，朝著宴會廳走去。宴會廳的講台上正拘謹盯著講稿的是邦務專委卡爾（Gustav Ritter von Kahr），在彼時戒嚴的巴伐利亞邦，他有著近乎獨裁的權力，不過面對眼前的喧嘩他一時也被嚇傻了，領頭的男子為了讓場面安靜下來，朝天花板開了一槍，並大吼「全國革命已經爆發了！」，並宣稱武裝部隊已經包圍啤酒館，巴伐利亞政府已經被推翻，軍警的指揮總部也已經都被佔領，當然，這些都是虛張聲勢。

五萬美金就會被消滅的納粹組織

美國駐慕尼黑的領事館第一時間就接獲情資，並立刻上報國務院。電文稱該場政變「聲稱針對柏林，並將連夜戰鬥，若破曉時分新政府仍未誕生，將以死謝罪」。領事館對啤酒館這群人一直評價不高，特別是那個留著奇怪鬍子造型的領頭人，過去呈交給國會的分析報告中說，在世界名流匯聚的巴伐利亞，誰都能冒出頭，但這種鄉巴佬不可能讓見多識廣、自命不凡的巴伐利亞人心悅臣服，報告更稱，如果高層對這群人有疑慮，只要五萬美金的代價，就可以徹底消滅這個組織。

不知道後來美國國務院有沒有後悔當時沒有就掏出五萬塊。

稱呼這事件為「政變」可能並不精確，跟這個國家過去幾年爆發的政治紛爭相比，在啤酒館發生的一切並不算激烈，也沒有成功奪下任何一地哪怕是一天政權，人們多少還受到前一年墨索里尼「進軍羅馬」的衝擊，而在當下多少誇大了嚴重性，其實稱為「嘩變」可能比較貼切，也就是一群人喧嘩嚷嚷著要政變。巴伐利亞三個掌握實權的人物，在啤酒館「配合演出」離開後，就收到了巴伐利亞王儲魯普雷希特反對政變，以及柏林當局強勢鎮壓的表態後，立刻在凌晨緊密部署了反政變計畫。

本來依據德國刑法，重大的叛國罪是可以判處終身監禁的，實務上，左翼的激進分子被判處十年以上徒刑，甚至剝奪公民權，都是常有的事。然而，這場啤酒館嘩變的主角最後只得到最輕的五年徒刑，後來他在服刑約一年就假釋出獄。這種擺明偏袒激進右翼的行徑，讓後來的史學家不禁感嘆，威瑪德國的司法系統根本是「第三帝國的溫床」。

1923年這一年對威瑪德國來說並不好受，年初因為戰爭賠款問題，法國佔領了德國的工業腹地魯爾區，而魯爾區與德國中心地區又再次發生極左翼的政變，激進的政治勢力在薩克森與圖林根上台執政，而萊茵蘭地區的分離運動也正風起雲湧。

如果不是因為啤酒館嘩變的主角後來變得太過知名，這場慕尼黑鬧劇只是這一年諸多事件其中之一。

除了政治鬧騰之外，在這一年，惡性的通貨膨脹讓威瑪的貨幣體系幾乎徹底崩潰。「威瑪」因此在後來成了重大經濟危機的文化意象，例如2012年希臘陷入金融危機時，當時的總理就呼籲國際以威瑪為鑑。通貨膨脹的誇張程度，也可以從這場嘩變的後續看出來，貝格勃勞凱勒啤酒館的經理為這個晚上開出了一張總額113440億馬克的帳單，消費內容是大量的食物、啤酒還有咖啡，帳單還詳細臚列了各種遺失與損壞物品：134個啤酒杯、80個玻璃杯、98張板凳、兩個樂譜架、一面鏡子、148付刀叉，不過，啤酒館並沒有就挨槍的天花板進行索賠。

長於威瑪時期的班雅明，其知名的短篇集《單行道》，最早的一組短篇本題名為〈通貨膨脹時期的德國之旅〉，主題是當時局勢怎麼影響人們的認知與感受，其中有很多生動的描述，例如感受到毀滅將至卻無能為力的人們「有著動物般的渾渾噩噩卻沒有動物那隱微的危機意識」，而這一段則幾乎是後來德國集體瘋狂的預言，「人們只能從企盼最後猛攻的望眼欲穿中，把目光投向虛無，把虛無當作唯一還能蘊含救贖之道的非常之事，別無他法」。

「1914年」與「背刺論」迷思

啤酒館的嘩變並不是突發事件，它只是反映了威瑪德國某種集體情緒，某種「把虛無當作唯一還能蘊含救贖之道的非常之事」的情緒。德國社會當時因為凡爾賽和約的不同態度，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分歧，兩個政治迷思支撐著反對凡爾賽和約的民情。第一個迷思是「背刺論」，意指德國的戰敗並非軍事上的失利，而是因為國內有人扯後腿。戰場上的主將魯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的名著《總體戰》，就將德國的戰敗歸因於國內戰線紀律的崩潰，因此「國家的首要任務就是有效控制社會，讓這樣的崩潰絕對不會再發生」。魯登道夫在戰後的巴伐利亞是威瑪右翼的精神領袖，這場啤酒館的嘩變也是因為他的及時出現，才有了至少在當天晚上看起來「成功」的可能。在後來的審判中，他被無罪釋放，理由是當時他在「台上深受感動，以至於根本沒留意發生了什麼事」。

第二個政治迷思是「1914年」迷思，它主張戰爭的爆發讓德國人民空前大團結，原先存在於舊時代社會階層、政黨、宗教與地區之間的分歧，在愛國主義的激情下不復存在，於是降生了一個全新的現代政治共同體。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在其知名的《西方的沒落》中提出一個相當有創意的說法，他認為德國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並不是發生在推翻德皇的1918年，他強調，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嚴明的紀律、小我的犧牲、強健的生產力以及創造力，這些都與「普魯士精神」相符，而最能體現這些精神的正是1914年邁向戰爭的德意志帝國。後來的國家社會主義就聲稱，他們意欲打造的「人民共同體」，就是對1914年精神的致敬。

「社會主義本出於普魯士」的創見，雖然學理上令人無言，但卻因為結合「1914年」迷思，以及在「去馬克思化」被賦予團結、集體命運與積極勞動等內涵後，結合民族主義，成為別於傳統保守主義的思想資源，威瑪右翼從其中汲取行動的能量。威瑪右翼經常自稱是「保守派的革命者」，看似矛盾的修辭，將傳統的保守觀念，例如等級秩序，與技術、政治宣傳與民眾動員等等「社會主義」工具彼此融合。

《西方的沒落》的學術價值經常令人存疑，雖然它展現了作者豐富的學識，可是卻也同時充滿各種矛盾、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的文明興衰「規律」，無論如何，這本書在威瑪德國之所以風行，在於它迎合了戰後德國的憤恨悲觀氛圍，而其中看起來不切實際的重生與復興願景，更是激發了右翼組織的行動。

《西方的沒落》有一套悲觀的文明衰退論，一旦衰退，該民族就會虛弱無力，無力也無能藉由偉大的鬥爭獲得民族自信，但作者本人並不絕望，對他來說，逆轉文明看似必然衰退進程的關鍵是「領袖」，他是民族命運的化身，因為他能夠將民族帶往更大的榮耀。斯賓格勒認定，威瑪的德國已經是文明衰退的末期，然而，絕境也是救贖之所在，他為這個將在威瑪廢墟上重生，由領袖領導的未來新生共同體，命名為「第三帝國」。

人們很難評價斯賓格勒的預言是成真了還是失準了。

先有1923年，才有1933年？

「1914年」與「背刺論」這兩個迷思的交集是戰爭，共通點是暗示決定戰爭勝敗的不是兵力與裝備，而是意志。然而單純的意志展現，可能是一種魯莽。希特勒從這場啤酒館慘敗中記取了教訓，想依賴那些當權的政治人物發動政變是不可能成功的，但對於應該如何才能真正將權力掌握在手，希特勒那時還只有模糊的意識，而後來的事態發展讓一切變得清晰起來：當威瑪的建制右翼需要「讓希特勒入局」共同執政時，希特勒就成功了。

在審判過程中，希特勒也逐漸意識他政治天分的真正所在，啤酒館嘩變期間與事後，希特勒多次沮喪與自我懷疑，不成功便成仁的念頭反覆出現，而在服刑期間，希特勒轉變成一個對自己極度自信的人，確信自己正是挽救陷入絕境德意志的天選之人，優秀的民粹政治家根本也不需要秘密的顛覆政變行動，既有的民主機制就已經給了他和他的黨通向權力的捷徑。

此後，他再也沒想過武裝暴動，而是利用當時最優秀的憲法法典威瑪憲法所賦予的新聞、集會與言論自由，匯聚支持勢力，希特勒終於領悟了他的導師Dietrich Eckart教他的東西：其實「政治是世界上最愚蠢的東西」，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希特勒無疑青出於藍，人們直到今天都還受惠於希特勒的政治天分，選舉造勢、遊行與助選助講，無一不出自希特勒的創見。

其實，啤酒館的嘩變本來應該是威瑪亂局中一場小小的漣漪，事件的主角，本來應該像那些年發生過的其他那幾場政變主角名字一樣，不會有人特別記得。如果慕尼黑當初像重判左翼分子那樣重判希特勒，或者將彼時並沒有德國公民身分的希特勒驅逐出境，希特勒的政治生涯將會出道即顛峰。

如果後來威瑪的建制右翼沒有把希特勒當成一個可資利用的合作對象，從來沒有在普選中得到多數的納粹黨不可能執政。威瑪共和的最後一任總理施萊謝爾（Kurt von Schleicher）是「讓納粹黨入局」的關鍵人物，軍人出身的他是威瑪共和的骨幹人物，在對於與社會民主黨合作不再抱持幻想後，他開始認為，也許在重塑德國的這場戰役中，希特勒與納粹黨可以扮演衝鋒陷陣的步兵角色，只要「拿捏好分寸」，政局不至於失控。

施萊謝爾與他的妻子後來死於1934年的「長刀之夜」，一如許多威瑪建制右翼的骨幹人物。他們曾經都自以為可以控制希特勒，然而當時的《星期日泰晤士報》卻提出了這樣的一個問題：這些人以為能把希特勒關進籠子裡，然後扭斷他的脖子，但到底被關進籠子裡的人是誰？

從納粹黨的角度看，是先有1923年，然後才有1933年，其實，是1923年後的一連串失控，包括1933年那個拉希特勒入伙的決定，才造就了那啤酒館嘩變被世人記住的1923年。

作者興趣是政治思想與歐陸當代思想、被深刻思索過的一切，以及一切可以更有深度的物事，留心閾界、間隙與極限成癖，深信自由起於文字的繼受、交鋒、碎裂、誤讀與訛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