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味才有路邊攤──遭城市規畫撕裂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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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解封在即，青島東路聯合辦公大樓外，擠滿了逃難一般辦理護照簽證的人潮，身邊許多朋友也一窩蜂地瘋狂下訂機票。

疫情把國界搞得像是圍城一般，裡頭悶壞的人迫不及待要出走，另一頭，有許多人迫不及待想進來。年底一位香港友人即將來台，我問他睽違多年來台灣，這趟最想去哪？吃什麼？他回說，路邊攤。

「路邊攤？」我臉上寫滿問號。

「香港幾乎已經沒有真正的路邊攤了。」他說。

魚蛋、燒賣、牛丸、雞蛋仔……，那些曾經熱鬧喧騰沿街叫賣的小吃，身影如今已從香港馬路消失，曾冒著氤氳熱氣的路邊小推車，若沒有絕跡，也是被收編進了乾淨明亮的街邊門市裡。然而即使冒著一樣熱騰騰的白煙，鍋裡滾著一樣可口彈牙的魚蛋，不曉得為啥，在店裡吃的魚蛋，感覺就是少了那麼一味。

我思忖著該帶這位遠道而來的朋友，到台北何處回味真正的路邊攤，同時失落地發現，台北路邊攤，似乎步上香江後塵，即將絕跡了。

被路邊攤拯救的時刻

嘴上雖說「真正的路邊攤」，我心裡想起的，卻是那些被路邊攤拯救的時刻。

我相信，一定不只有我有這種經驗吧。社會路阻且長，有時用盡力氣掙扎一天，仍不知終點在何方，而當拖著疲累的身軀（我小時天真覺得這句話是修辭，長大才發現當中所言的身體疲累根本不及心理疲累的千分之一），一步一步拖回家，拐過熟悉的巷弄轉角，映入眼簾是熟悉的小麵攤。挨著圍牆邊水溝蓋或騎樓上，是就地散落的摺疊桌和白鐵椅，廉價的慘白日光燈下，是老闆一樣垂目盯著沸騰的大鍋，一樣圓滑熟練地勺湯，摵麵時一樣敲著鍋邊發出節奏噹噹聲響。那瞬間，我感覺徬徨肺腑的某部分獲得溫柔安置，用不著吃一口麵都足以讓人想哭。

我曾在數不清的散文和小說中，讀到類似這種被街販小吃拯救的場景。有時，是文士徹夜寫作，於親手打造的精緻華麗的世界中不慎失足，腳搆不著地手摸不著邊，陷入存在主義式的深層恐慌，然後被巷口豆漿店熟悉的香氣妥當地接住。有時，是歲月遷移物是人非，喪失至親的作者在孤寂荒蕪的成年世界，喝一杯童年記憶中的涼糖水。

但是，在這座齊整筆直而現代化的城市中，那些沿著路邊雜草一樣歪七扭八長出來，幾張桌椅一盞燈一口爐就瞎湊起來，當時只道是尋常的路邊攤，眼睜睜就快要隨著時間絕種。而那些在時代巨輪下存活下來的路邊攤販，許多成為台北城中一道獵奇風景，客人遠程而來專門朝聖舊日情懷，就像在香港光亮玻璃窗後的魚蛋，好像也少那麼一味，煙塵人間氣了。

街販小吃消失

細究起來，這好像也不是攤子究竟在不在路邊的問題。或因為銅板價格，或因為衛生條件，甚或因為庶民組成，在菁英思維裡，路邊攤很容易被定義為一種飲食文明的過渡階段，一個在某種惡劣經濟狀況中的不得不為之；無所謂精緻，但求飽肚而已。

大抵是因為這樣，1980 年代前如此熱鬧滾燙、凝聚了整座城市記憶與市民認同的台北建城圓環，被當時政府視為經濟飛快發展現代化都市裡，一個破敗的地標，一枚落後的象徵，一個有礙觀瞻的存在，不除之不快。 2002 年，屬於台北市民記憶的建成圓環被一筆勾銷，重新改建「建成圓環美食館」，市政府和設計師聯手，用齊整的藍圖，亮麗現代化的封閉玻璃帷幕，一鍵取代他們眼中的雜亂齷齪。

但如果要說街販小吃的消失，代表菁英與庶民的文化價值角力，大概也不是問題全貌──我其實越想越覺得，街販小吃的消失，它更深層反映出，世人對城市的想像，改變了。

像都市規劃師蒙哥馬利（Charles Montgomery）所說，城市地景，往往是當權者和城市設計者對「幸福」和理想生活的投射，而城市地景會反過來改變居民──在城市中吃飯工作睡覺的人，他們對生活的理解，他們對自身的理解，他們對周遭社區與人際關係的理解，都受城市地景深深影響塑造。

當 20 世紀初期的汽車製造廠利用鋪天蓋地的宣傳和各種手段，改變世人心中「街道」的定義，當更多公共空間被劃設成僅供汽車快速通行的柏油路，而行人被驅逐出原本屬於他們漫步連結的空間，當全世界──包括台灣──進入路越鋪越多、越鋪越寬但越鋪越塞的泱泱大公路時代，這樣的城市規劃，其實對身在當中的所有市民暗示著：「幸福」生活的理想屬於效率生活，屬於快速移動，屬於涇渭分明。

行人被驅逐出城市空間，行人從街上消失，不只意味街販商家失去過路消費，也宣告那些應該在街上自由流動的社群有機體死亡；城市之所以是一座城市的抽象精神，就像大量汽車排氣管中冒出的煙塵，也煙消雲散。用蒙哥馬利的話來說，就是「單調、理性的都市規劃殺光了凌亂公共空間中隱含的社交資產」。

「真正路邊攤」的存在要件

建成圓環並不是孤例，它只是剛好比較大，比較有名，失敗得比較壯烈。1970 年代以來，台灣都市發展的過程，經常以「整理交通」、「維護市容」為由，拆遷大批大批在地人口聚集交談流動的攤販市集，然後嘩啦啦地鋪上柏油路面，或蓋起另一座反而沒人要光顧的蚊子公有市場。

而建成圓環之後的故事大家也都知道了，現代化玻璃帷幕承諾的幸福最後沒有來，它在變成沒人光顧的蚊子館之後，又成了五彩繽紛的夜店，但它終究已經不是那個許多在地人聚集、發生交流、凝聚回憶與社群感的地方，像一段被掏空靈魂徒具軀殼的婚姻關係，終究四分五裂徒留遺憾。

所以，細究起來，「真正的路邊攤」，並不是攤子究竟在不在路邊、衛不衛生或甚至成立年代的問題。不信你去看日本時代李火增先生拍攝的大稻埕老照片，看謝招治女士憑記憶描繪的戰後初年台灣，你一旦看到街邊小吃攤販，旁邊一定會出現什麼？

在路上漫步的行人。

對，路邊攤構成的要件，是要有人自由隨意地走在路上。（附帶一提，路本來就是給行人走的）

街道必須是人群交流發生的地方，可以隨時停留駐足的地方，而不是一個追求最高車流量和最短通過時間、甚至禁止行人通行的地方，只有這樣，真正的路邊攤才有可能存在。衛生條件相較之下容易解決，那種隨意自在的人際互動和在地社群連結感，才是早年真正路邊攤的靈魂。

但是，在現今這座為車打造的現代化台北城市，許多人通勤都是像汽車廣告那樣尊榮舒適地直接開進家裡地下室車庫，更不用說擁擠的城市和效率至上的節奏，讓大家經常「過載」，大部分年輕一輩，都有被城市規劃給塑造出來的「社交障礙」。回家路上的巷弄拐彎消失，社群的流動和連結消失，早年那些真正的路邊攤──連同那些人生無以為繼時猛然被拯救的時刻──也就在城市地景中，自然而然地，難以復返地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