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總統的政治遺產──從台海安全的麻煩製造者到世界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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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英國前首相特拉絲（Liz Truss）在台北君悅飯店演講之際，國民黨也向外正式提出其2024年大選的總統候選人，也是在同一時間，台灣民眾黨通過提案正式提名前台北市長柯文哲參選2024總統大選。自此台灣總統選舉大勢底定，出現較為清晰的三角競爭態勢。而隨著各政黨總統人選出爐，台灣政壇的「後蔡英文時代」也正式揭開序幕。

今年蔡英文的520演說，不僅是蔡英文最後一次以總統身分發表的520演說，也鋪陳出蔡總統在後蔡英文時代的自我認知、她對台灣未來所面臨挑戰的認識、以及自己對過去施政績效的自我反省。

世界進入脫後冷戰時代

在蔡總統的成就中最顯著的顯然是國際外交。正是在蔡總統執政時期，台灣從困頓在台海一隅，幾乎被邊緣化為中國沿海的一個小島，變成在世界舉足輕重的要角。在蔡總統發表520演說的同時，於日本廣島召開的七大工業國會議（G7）也在積極討論台灣議題。這個事實證明了台灣現因本身的重要性，開始成為世界關注的重點。

在蔡總統於2016年五月上任後，先後出現英國脫歐、素人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習近平取消中國的總統任期制、香港出現反送中抗議以及中國隨後祭出國安法實質取消「一國兩制」、起源中國武漢的新冠肺炎將全球封關將近三年、以及俄羅斯發動對烏克蘭的侵略戰爭等，這些發展使得1990年起始，在政治上的後冷戰時代以及經濟上的全球化秩序出現裂解，中國更在崛起後開始展現稱霸的意圖，主張世界局勢出現東昇西降。並以此對國際民主體制發動系統性攻擊。

另加上數位科技發展對既有古典自由民主理念產生重大挑戰，這系列發展使得全世界的每個民主體制都應接不暇。相對來說，身處這一連串風暴的中心點之台灣，還能夠維持今日的狀態，可說是非常不容易。正因為台灣在面對這一連串國際挑戰下的表現依舊亮眼，使得台灣的國際地位能夠在未發一槍一彈下上升許多。

台海安全議題出現「脫統獨」與「國際化」的新發展

中國這幾年本身內部與對外態度的變化，也讓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認知出現大幅改變。在2017年底川普政府發表國安戰略改變了美國過去四十年的對中政策，將美中關係視為大國的地緣戰略競爭關係時，當時美國還不將中國視為敵對勢力，雖然當時認為中國有意改變現狀。是中國之後的作為導致關係越趨敵對。首先是習近平修改憲法使得國家主席可以有終身制，其次是中國在聯合國改變普世人權的定義，以及更傾向以展現武力面對爭議，與將經濟互賴予以武器化的作為，歐美日澳等國家對中國的印象才出現比較大的變化。特別是中國在華為爭議時以綁架與事件無關之加拿大赴中訪客，以及新冠肺炎時的起始對應與之後持續拒絕透明調查等作為，開始根本改變了歐美國家對中國的態度。

正是這些態度使得歐美等國家對於中國對台灣的軍事侵擾以及外交封鎖，開始以比較不一樣的眼光視之。當然還加上這段期間台灣自身的努力，一方面使得台灣對世界的貢獻不再只是民主價值與地緣戰略位置，連經濟這個在過去是台灣相對於中國的弱項，現在也在部分經濟部門，出現了台灣對世界的貢獻遠超過中國貢獻的認知。

因此各國對中國對台灣的侵擾作為，一方面查覺到這不是一般性的兩岸關係爭議。因為歐美日澳印度等國家也發現中國對其施壓的作為與其對台灣的脅迫在本質上並無二致，意即這不太能以統獨問題視之。當台灣什麼都沒做也都沒說的情形下，中國對台之所以會加大軍事威脅，主要是獨裁體制對民主體制的敵意。二方面，這些國家也注意到台灣對世界不可或缺的存在價值，因此如果持續放任中國對台威脅以致之後出現台海軍事爭端，這些國家的利益都會受到嚴重影響。

這也是為何在2021年拜登政府以台灣安全國際化政策來處理台海維和時，會進展如此快速的原因。重視台海的和平與穩定，反對以武力改變現狀，須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這些要求開始成為國際對台灣安全議題的新共識。台海安全的國際化，可說是這幾年攸關台灣國際安全的最關鍵發展。

2016年馬英九卸任時留給台灣的，是個已經倒向中共一中原則的「九二共識」作為與中交往的基礎，以及一個和中國密切交纏的台灣經濟體制，與一個缺乏足夠資源的國防體系。蔡英文上任後與這些狀況辛苦拚搏，以民主原則而不是一中原則，意圖守住與中交往的底線，努力降低台灣對中經濟的曝險程度，分散台灣對中投資能量，積極加強台灣的國防能力等，這些作為也在某種程度增加了台海安全國際化的底氣。

台海安全議題「脫離統獨、面向國際」的發展，代表了這幾年台灣安全戰略典範的重大轉移。這也意味過去以兩岸互動為觀察台海議題的主要分析方式，未來也不太能夠適用。過去圍繞在美中台三角互動的諸多分析架構，可能也要對此有所調整。這是下任總統及其團隊必須深刻體悟的議題。

台灣認同被視為是捍衛民主的關鍵，不是改變現狀的麻煩製造者

與此有關的，是國際安全社區對台灣認同態度的變化。在90年代的台灣民主化發展時，國際安全專家面對上升的台灣認同，往往基於其可能挑戰一中政策，而多傾向將台灣認同視為可能改變現狀的麻煩。甚至還有主張只有堅守一中的民意才是負責任的民主，意圖挑戰一中的民意是個將台海帶入戰禍、是不負責任的民粹。

但當認知到台海安全議題的主因更多是來自中國對台灣民主的敵意後，改變現狀的始作俑者，就不再認為是台灣認同。此外，也因為認為台灣認同有助於防衛民主共同體，能夠在中國侵略台灣時凝聚集體抗敵意志，台灣認同的重要性因此被提升，主導國際安全議題的建制派對台灣認同的敵意也有所下降。

固然現在國際對台海議題還是堅持「一中政策」，但與過去將「一中政策」當成限制與台灣交往的緊箍咒，現在的態度更將其視為抵擋中國無理要求的經文，意即遇到中國抗議，就提到這符合其自身的一中政策，沒有改變態度，且與中國一中原則無關來應付。「一中政策」也被強調是要與中國「一中原則」做出區別。這在過去都是無可想像的發展。

累積雄厚的國際信用，但卻無法轉移成為台灣的國際資產

這些成就與蔡政府為了建立國際信用在背後所付出的重大努力有直接關係。蔡總統在520講話特別提到在經營國際外交時，一定要注意持續性與可預測性。在蔡總統治下，現今台灣的國際信用累積相當可觀，這使得出了問題時，台灣往往不需要證明自己不是出問題的一方，反而是中國會需要向國際證明北京沒有製造問題，以及台灣才是問題的來源。正是取得這樣深厚的國際信任，讓台灣的外交操作有相對優渥的空間。

只是這個雄厚的國際信用似乎只集中在蔡總統個人身上，當蔡總統卸任後，我們無法確保這樣的信任感會直接轉移到下一位總統身上。這個問題一方面與台灣幾位總統候選人在對外事務戰略思考的南轅北轍，特別是如果出現政黨輪替後，很可能在國防、外交、以及中國政策上都會出現大轉折等有關。二方面也表示，不少蔡總統目前所取得的成就都還沒建制化，因此當有不同人執政時（不管是在台灣或是在其他國家），就有可能被逆轉。

由於累積足夠的國際信用需要時間，面對中國謀我日亟，台灣可能沒有太多時間重建互信，因此這個問題必須要歐美日澳等國際夥伴與台灣共同處理。

台灣須定位何謂世界的台灣

蔡總統提到台灣受到世界矚目，台海安全不再只是兩岸議題，而是個世界議題。這段發言精準掌握圍繞台灣的國際趨勢，但沒有提到台灣是如何看待與面對這個趨勢。因此一個問題就在於國際認知的「世界的台灣」，是否也是台灣自我期許的「世界的台灣」。

在蔡總統剛上任時提出新南向政策，這是個不僅在經濟，也有意對台灣的區域角色採取重新定位，並重視台灣新住民族群對台灣自我身分的融合影響，為台灣未來在印太區域的角色與認同打造新基礎的戰略。台灣不再只是侷促在亞洲大陸東邊的海島，也可以算是東南亞的一部分，以及太平洋的一環。但之後因為種種原因，這個在第一任期頗具野心，意圖重塑台灣區域定位的作為，之後就不再聽到類似主張（雖然新南向政策依舊持續）。這可能與蔡政府國安團隊之後將重心放在穩定兩岸關係等有關。

在美、日、澳、印度、韓、加、德、法、荷等國，甚至連不臨海的捷克、以及在南亞的孟加拉等國，都提出其印太戰略後，作為印太區域重心之一的台灣持續未提出子深的印太戰略，就成為國際安全社區亟欲理解的謎題。由於印太戰略在此代表的不僅是台灣對於印太的戰略主張，也代表台灣如何理解印太區域關係的動力結構、台灣對於這個區域的期待，以及台灣自身在印太的自我定位等。

正因為世界對台灣不再只從台灣與中國關係的視角看待，也認為台灣已經足夠重要，因此需理解台灣對自身的區域定位，以便可與台灣從更全面的角度展開互動，並發展更深刻的戰略預期與建構更深層的互信關係。因此台灣的印太戰略主張缺位，就會增加台灣友盟對台灣的自身區域定位之疑惑，也容易使這些國家再度回到以兩岸問題規範其與台灣關係的傳統操作，讓台灣與這些友盟的關係再度被覆蓋上天花板。

台灣成為世界的台灣，也須扛起相應的世界責任

在蔡總統時期，台灣的國際地位大幅提升，台海議題也進入國際化的新狀態。台灣成為世界的台灣。

但也因為台灣的地位提昇，台灣在國際與印太的角色變得日趨重要，對台灣的期許也會跟著提升。但要台灣負起相應的國際責任時，開始發現國際上既有對台灣限制是在制約台灣可能提供的國際貢獻。四月七大工業國集團外交部長會議開始會對台灣的國際參與議題有所發言，就顯示了這個發展。

台灣國際地位提升會衍生更多期待，以及這個期待導致國際開始關注到台灣有限國際參與所產生的問題，這些發展會對台灣帶來新的挑戰與機會。這些對於任期剩下不到一年，且在國內政局可能會面臨快速跛鴨的蔡總統，顯然不太可能有時間可以處理。但這也代表下一任總統應該要在國際議題上具有什麼樣的認識。

畢竟如果只會沿用八年之前的傳統架構，甚至重複「兩岸高於外交」的錯誤路線，必然會給台灣帶來災難。更重要的是，現在要面對的問題是無法從兩岸關係進行理解的。蔡總統在提升台灣的國際位置有重大貢獻，但之後要如何發展，以及在地位提升所出現的新要求等問題，也會成為下一任總統要面對的重大課題。

作者為讀錯書，入錯行，生錯時代的政治邊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