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全球化還是全球化嗎?側寫《價值戰爭》

劉又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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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初,護國神山、全球地緣政治中心台積電的創辦人張忠謀先生,以「在不傷害國家安全與本國科技、經濟領先條件下,允許國際商業往來。這樣的全球化還能算全球化嗎?」一席話,再度擾動了全球輿論與市場。

而這樣的巨大叩問,也與今年七月翻譯完成出版,由我國經濟學院士朱敬一、大法官羅昌發(兩人前後任職我國WTO代表團常任代表)、律師李柏青與中研院法學者林建志共同撰寫的英文著作《價值戰爭》(Ultimate Economic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Democratic Countries),不謀而合。

有趣的是,我們可以把這本著作,看成經濟學家、大法官、律師與法學者嘗試透過國際法制的補強與創新(尤其是WTO貿易法規框架下),解決因為價值與政治差異,以及現行缺失的法治框架,所造成的經濟競爭不公平。而且其中,有相當大的篇幅雖然在講經濟與法律問題,但卻都把兩種問題的根源,都推到了政治、價值與意識形態。這無疑又是在價值多元無法調和的時代,尋找紛爭解決與共存的一次嘗試。

對經濟促成民主的「和平演變」反思

《價值戰爭》一書,揭幕即反思了2000年前後,美國協助中國加入WTO的往事。因為對美國外交決策圈崇尚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傳統建制派而言,這是他們認為可以達成「中美國」(Chimerica)共存共榮的絕世好計。而這種主流的想望,按《價值戰爭》的說法,正是將中國納入全球市場經濟體系,最終讓「貿易和平論」發酵成為「和平演變論」,最終促成「民主和平論」。也就是透過自由市場經濟改變中國的政治制度,讓中國因為繁榮市場經濟促成經濟成長,藉此培養大批中產階級,活絡民間社會。最終,使民間社會成為制衡甚至推翻共黨專政的中間力量。

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美國傳統建制派的信仰,終究敵不過政治事實與政治科學的考驗。經濟與民主間的正相關,就本書作者們來說付之闕如。原因有三:第一、雖然經濟表現不佳,確實會促成強人政治整頓經濟的民氣。但這是「民主是否鞏固或衰退」的問題,而不是「極權轉向民主」的問題;第二、經濟發展確實促成收入增加與教育普及。但這些只是創造了利於民主的外部環境條件,卻沒有辦法證實兩者之間的相關性;第三、經濟發展造成的人民收入與素質提升,確實容易促成中產階級與民間社會的興起,並且對極權政府形成制衡。但中產階級與民間社會的強大,終究並非政治性的組織集結,並沒有辦法證成民間社會與民主政體的因果關係。

更重要的反證就是中國。自30年前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的GDP增加了約40倍,但這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讓「一部分的人先富起來」的同時,也創造了一群不願改變現狀,或沒有勇氣改變現狀的既得利益者。這些既得利益者成為捍衛極權體制的基石。並且在他們的支持下,極權政府有更多的資源與工具對內控制國家與人民;對外則發揮影響力,在現行的國際經濟體制中鑽營獲取利益,並且透過各種工具推廣自己的意識形態,鞏固自己的國家利益。

國際經濟問題來自政治差異

《價值戰爭》在闡明了這個經濟與民主缺乏相關性的問題後,將主題正式帶入了國際關係中經濟與政治的差異性。作者們認為,若把國際社會看成一個俱樂部,那國際上的經濟俱樂部,相關規定其實嚴於政治俱樂部。因為全球化(製造生產、勞動力、資金、市場、網路的去邊界化與一體化)在經濟場域上,突破了國家在政治上無法突破的國界同時,在國際經濟俱樂部建立了一個大家共同遵守的規範框架;相較之下,在一個國際政治俱樂部中,存在大量沒有辦法突破國界的政治性議題,其中跨國的規範框架強制力就相對較弱。

換句話說,自由流通的市場是所有人、所有國家認同的利益極大化;但主權國家互不干涉他國內政,則是在國際政治上相較於國際經濟而言,各國認同的另一種利益極大化。當後者的「他國內政」,因為各國不同的文化與價值,因此衝擊、甚至破壞了全球自由市場。《價值戰爭》的作者群們就認為,當下美中之間的貿易戰與科技戰,源頭正是來自雙邊的「價值戰爭」。以下我將從兩個角度,切入分析這種政治價值差異所造成的制度與經濟衝突。

第一、知識經濟與數位貿易興起混淆政治與經濟場域

按《價值戰爭》的說法,極權國家網路封鎖的本來目的,只是不讓本國人接觸外國網站,算是一種內政上的言論自由箝制。在主權國家互不干涉他國政治的國際政治俱樂部裡,天經地義,沒有其他國家可以干預。但當代知識經濟與數位貿易興起後,網路封鎖開始讓極權國家消費者接觸他國電商平台時,遭受到各種困難(禁止網站接觸、網速降低、需用VPN翻牆、政府直接審查購物內容)。如此一來,網路封鎖就從「國內政治對言論自由的箝制」,變成了「國際經濟對跨國電子商務在『市場准入』上的不公平待遇」。

同時,當極權國家大量蒐集國內消費者消費數據,累積大量消費習慣分析資訊,並將之運用在更精準的廣告投放時,其他國家網購平台與極權國家平台間的不公平競爭就更明顯。更重要的是,當代數位貿易很重要的環節,不只呈現在貨品的流動,占比更高的是服務的提供。尤其是透過搜尋引擎或社群網站進行廣告投放的服務,幾乎是當代廣告收益的最大宗。而極權國家的網路封鎖,讓其他國家的搜尋引擎與社群網站無法與本土商競爭,自然讓本土商在國內形成寡占。因為無論本國或外國產品需要本土銷售時,都必須與本土搜尋引擎與社群網站合作。這也是中國電子商務相較世界其他國家畸形繁榮最主要的原因。

另一方面,因為人工智慧的發展,使得數據蒐集,以及隨之而來的數據運用、演算法精進、行為模式預測,都成為政府政策規劃與風險管控的重要工具。但當上述技術掌握在極權國家政府手上時,監控人民就變得更容易、更精確、成本更低;相較之下,民間社會有更高的成本與技術門檻,難以與這種「數位極權主義」相抗衡。而民主法治國家雖然數據也被政府與大型科技公司蒐集,但這些數據是分散而非集中,更受到憲政體制從憲法到一般法律的保護。

第二、極權國家經濟發展重新定義「反壟斷」

《價值戰爭》的作者群認為,因為極權國家本質上反對制衡的概念,推崇集體或集中的概念,所以中國的《反壟斷法》,以「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保障國家安全」等籠統的文字,巧妙的以《反壟斷法》促成了華為這種一家獨大的狀況。本來《反壟斷法》類似各國《反托拉斯法》、《反獨佔法》或我國《公平交易法》,被期待為一種「避免不公平競爭」的工具,就這樣遭到中共的魔改,變成了「造成不公平競爭」的工具。

按本書說法,中國資通訊巨擘華為一家公司,等於是垂直整合了高通(晶片)、蘋果(手機)、諾基亞(基地台)的龐然巨獸。而極權國家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當代知識經濟高科技產業(如半導體)的先進優勢,在某項高科技裡創造標準的國家與企業(例:5G),有贏者全拿與報酬遞增的特徵。所以他們採取黨國資本主義在技術與資金上,全面協助或補貼類似華為這種看似民企,實則國企的公司。

而WTO關於公平貿易的相關規則,是在1994年所制定。在當時,不僅知識經濟與高科技產業沒有今天決定性的力量,極權國家如中國也沒有發展出一套針對未來研發、而非當下產品的政府補貼制度;更尚未有黨國權貴資本主義,經營大量看似私營實則國家大量介入的超大型公司。

這些公司違反所有我們所熟知的,有監管機制的公司治理模式(公司向股東負責、董事會代表股東權益推舉董事長執行公司事務),讓國家與黨的手伸入公司,使得黨國權貴資本主義下,公司對黨與國家負責。這使得跨國公司間的談判,一旦面對的是中國這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時,就變成了民主國家企業對極權國家的談判。

另一方面,當外資公司拿外國人的錢投資中國,或在中國開公司賺錢時,通常也會因為這種「有中國特色的」公司治理模式,迫使這些外資公司不是對外國投資人負責,而是對中共或中國負責。中國法治的缺乏、審計資訊的不透明,也讓其他國家無從監管與查核中國政府對這些公司的干預,或資金與技術的盜竊。

科技戰與貿易戰其實就是價值戰

本書作者群傳達的另一個重要訊息是,美中貿易戰與科技戰的根源,並非美國國內政治的極端化或民粹化,而是兩種政治價值「專制共產主義」與「民主資本主義」造成的意識形態衝突,進而導致了兩種經濟價值「市場經濟」與「黨國資本主義」的制度衝突。

舉例來說,當民主國家將反對奴工、注重勞權等價值做為訂立相關法令的基礎時;極權國家可以使用罪犯、思想犯或是少數民族做為無薪酬與糟糕勞工環境裡的奴工。這是缺乏權利制衡與權利保障的極權國家與民主法治國家,因為思想價值的不同造成立法邏輯的不同;法律體系的不同又影響政治制度的不同;政治制度不同又決定了經濟模式的不同。最終,在全球自由市場裡造成了極權國家與民主國家的經濟競爭下,極權國家的不正當優勢。

所以我們看到的美中貿易戰,看似經濟問題,其實就是政治問題,更可以說是意識形態的「價值戰爭」。而這樣的價值戰爭雖然常被稱為「新冷戰」,但冷戰時期的中蘇,並沒有像今日的中蘇如此融入全球自由市場;中國甚至還是當代的世界工廠與世界市場。這也讓民主與極權兩種價值的價值戰爭,更無法只是單純堅壁清野的新冷戰。

按照這個邏輯下來,作者們也透過《價值戰爭》反思了「修昔底德陷阱」。他們認為,單純用權力視角來解釋美中之間是「既有強權對崛起強權挑戰的恐懼,因此產生我們看到的競爭與衝突」,這種解釋方式過於簡化。因為雙方之間的差異,遠非權力多寡的差別或只是要競爭權力,而是全面的從價值、法律、政治到經濟的落差。尤其是在一個水乳交融、難以割捨的狀態下,不只去爭一朝一夕的強弱,更爭亙古千秋的對錯。這讓狀況更加複雜、也更加困難。

這樣的全球化還是全球化嗎?

回到張忠謀先生的公開談話「國家安全優先的全球化還是全球化嗎」,這句話在台灣很多人把它解釋成了肯定句;但查其發言的前後脈絡,張忠謀先生或許要表達的是疑問句。尤其從《價值戰爭》一書來看,全球化的主體是企業與個人而非國家。若是一個國家政治力為中心的同質化,那幾千年歷史上的帝國,早就已經做到這點。而若是要以國家安全、本國科技與經濟為考慮,那就是一種從企業與個人為主的全球化,重新又回到主權國家為中心的西發利亞體制。

《價值戰爭》也一再提醒,華盛頓在2021年力推的《美國創新與競爭法》(後更名為《晶片與科學法》),雖然與2015年北京策畫的「中國製造2025」仍有不同。《晶片法》主要針對科研、理論應用嫁接、前期非特定新創、分散風險進行補貼;不是為了特定產業的報酬遞增與先進優勢進行補貼。但《晶片法》也有類似「中國製造2025」那般,針對特定產業(半導體)與特定企業(英特爾)的政策補貼。這種立法思維的轉變,正是民主國家走向「把自己變成怪物來對抗怪物」的模式,「以國家資本主義對抗國家資本主義」。此舉不僅破壞了自己本來信守的自由市場競爭機制,更是讓全球自由貿易(全球化的世界)走向惡化的開端。

所以對作者群而言,若要讓全球化的世界得以維持,應該是要重塑一個具公平規則的法制框架,彌補WTO現有不符合技術進步而出現的缺陷,或甚至制定新的制度輔助WTO體系的運作,來避免極權國家在現行自由貿易框架上運用制度漏洞,進行不公平競爭。因為若不進行國際經濟法制框架的改革,持續放任各國的產業政策走高、重商主義走強,則這樣的全球化就自然不再是全球化。

余自束髮以來,粗覽群書,獨好屠龍之術,遂專治之,至今十餘載矣。從師於南北東西,耗費雖不至千金,亦百金有餘。恨未得窺堂奧,輒無所施其巧。由是轉念,吹笛玩蛇,偶有心得,與舊親故共賞,擊節而歌,適足以舉觴稱慶也。

書名:《價值戰爭:極權中國與民主陣營的終極經濟衝突》
作者:朱敬一,羅昌發,李柏青,林建志
出版社:衛城出版
出版時間:202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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