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半杯水」或「只剩半杯水」:樂觀與悲觀的國際關係

劉又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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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係理論(以下簡稱「國關」),自一戰後發展成獨立學科,以當時歐洲盛行的「和平學研究」為主軸,將焦點放在「人性善的樂觀或悲觀」,因此開啟了「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辯論;到冷戰時代,經歷兩次世界大戰的幻滅、舊歐洲的衰亡與美國的崛起,讓國關從此成為一種「美國的社會科學」。作為美國人「看待世界的觀點」與「統治世界的藍圖」,國關揮別了人性論、走向科學化,開始關注國家彼此互動時「對制度或權力的偏好」;也不再把「樂觀或悲觀」放在研究的範疇內,國關因此開啟了「制度自由主義」與「結構現實主義」的辯論。

但對著有《話語權的世紀角力》《國際政治理論與喪屍》的美國塔夫特(Tufts)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Daniel W. Drezner來說,「樂觀或悲觀」作為一個理論焦點,其重要性,從沒有在當代國關研究中消失。Drezner認為,所謂「科學化的討論國家對制度與權力的偏好與否」,實際上也是一種「對制度約束能力樂觀或悲觀的認知落差」。而冷戰結束後,結構現實主義者對「國際權力結構」是否能達成「權力平衡」或「避免安全困境」所做的討論,其實也是對「國際權力分配是否能達成穩定」上,「樂觀或悲觀」的認知差異。

Drenzer在其最新一期的《國際事務》期刊(Foreign Affairs)專文〈悲觀主義的危險〉(The Perils of Pessimism: Why Anxious Nations Are Dangerous Nations)中強調, 過去的研究,尤其是廣義的現實主義者,習慣認定權力分配的方式,也就是「有權力的強國可以對無權力的弱國做自己想做的事」,造就了和平與否的關鍵。一旦強國想維持和平,和平就會存在。所以維持和平的方式,就是確保有一個強國可以控制所有的國家,這稱之為「霸權理論」;或者是,國際權力結構裡,沒有一個特別強的國家,一群國家的權力都是相當的,無法彼此控制、也無法消滅對方,因此和平也會存在,這則稱之為「權力平衡理論」。

但透過計算權力對比來評估和平的可能性,對Drezner來說,等若忽略了一個關鍵,也就是,國家對外行動的決策者「對未來的期望」。如果把這個時間維度放入國家的行動分析中,Drezner相信,國家領導人對國家未來命運的樂觀或悲觀,相當程度決定了國家對外行動的邏輯。若領導人認為國家前途一片光明,則他們會傾向當下避免衝突,以全球治理與國際制度維持平盤,避免國家在當下的衝動中失去未來的機會;相較之下,若領導人認為國家前途堪慮,則他們會傾向當下鋌而走險,採取邊緣策略、軍備競賽或軍事衝突,避免國家在未來的衝突或衰弱中滅亡

一、對未來樂觀傾向長期投資、對未來悲觀講求立即回報

這組「樂觀或悲觀」的概念,若是指向未來,也就是「一個國家或一群國家對未來樂觀或悲觀」,影響了國家會以「和平與制度方式」或「衝突與武力方式」進行對外行動。但怎樣的國家會對自己未來的前途樂觀或悲觀呢?強勁的出生率或移民數量所帶來的人口紅利,或持續快速的經濟增長,都讓國家菁英或決策者對國家未來前途感到樂觀。在這種樂觀的基礎上,國家前途的不確定性下滑,外交菁英就會相對樂觀的相信,國際社會會持續繁榮昌盛且有利於自身國家的崛起;若是相對在一個悲觀的基礎上,國家前途有高度不確定性,則外交精英就會悲觀地相信,國際社會險阻艱難且霸權興衰必有其時,或甚至崛起強權與既有霸權注定一戰。

英國思想史學者Steven Lukes在《權力:基進觀點》(Power: A Radical View)一書中曾表示,若一個人的概念框架裡,被視為「權力」的項目與範圍越多越廣,人們觀察世界上的「權力」就越無所不在。在國際關係中,樂觀或悲觀的領導者對於汲取甚麼樣的權力來維持國家的繁榮昌盛,就有不一樣的看法。這種不同的看法,就擴張了權力的樣態。

對未來樂觀、有積極期望的決策者認為,未來的權力分配對他們的國家來說,會比現在的權力分配更好。認定未來是有利的,局勢的變遷將獎勵決策者的戰略耐心,決策者就會把資源進行更長遠的投資,加強國家的軟實力,在全球治理、文化外交、經營長期同盟與夥伴關係上努力,藉此攫取他們心中認定可以鞏固國家未來地位的各式權力。

反之,對未來悲觀,有負面預期的決策者認為,未來的權力分配對他們的國家來說,將比目前的分配更糟糕。認定未來是不利的,在局勢變遷以前,決策者就會立即採取行動,阻止外部世界變化對國家的負面影響,把資源運用在當下立即的困難,加強國家的硬實力,在軍備競賽、軍事恫嚇與勢力範圍等短期立即性可能衝突上進行預防,藉此得到他們認定可以鞏固國家當下地位的各式權力。

若我們把對未來「樂觀或悲觀」這組概念,帶入近期不停討論的「既有霸權」與「崛起強權」之間「是否注定一戰」的討論,Drezner就認為,若是一個既有霸權的國內社會與統治階層,皆洋溢著對未來的樂觀主義,那他在面對一個崛起強權變成「修正主義國家」挑戰自己的全球霸權與國際秩序時,會樂觀的以長期模式看到待這場競爭。

只要修正主義強權不威脅到全球霸權的核心利益與國家安全,則霸權國通常會用軟性的誘導方式,讓修正主義強權接受現有霸權規劃的國際秩序與規則。若真要說,對未來樂觀或稱有遠見的全球霸權,通常更會把焦點擺在文化而非軍事的鬥爭。同理,樂觀主義若也在修正主義強權國內部成為共識,那作為挑戰者的強權國面對既有的全球霸權,也會對「總有一天降臨的美好未來」低調奮鬥,避免立即的衝突。

相對的,若是一個既有霸權相信修正主義強權作為挑戰者是一個立即的威脅,若是當下不處理,未來就會「尾大不掉」。霸權國自然會在悲觀主義的基調下,尋求最迅速有效地立即解決方案。投入手上現有的多數資源在可能立即發生的軍事衝突上;同理,若修正主義強權國也覺得未來前途一片黯淡,修正主義挑戰成功的機會之窗稍縱即逝,那以手上現有的資源先發制人,也是一個合理的選項。當立即的衝突比未來的衝突收益更高,未來肯定不會更好的時候,孤注一擲的心態就會成為主流的看法。

二、美國與中國面臨共同的樂觀前景

Drezner認為美國與中國走到今天如此針鋒相對的田地,實際上也是有蜜月期的。而這個蜜月期正如同前述,是一種在雙方都對未來感到樂觀的前提上鑄成的。對美國來說,198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初期是美國剛贏得冷戰,雷根主義歡愉樂觀到老布希要創立「新世界秩序」的時代。無論是保守主義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終結」或是制度主義Joseph Nye的「軟權力」,都是後冷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獨霸與民主價值蓬勃的時代產物。在舉國歡騰慶祝冷戰勝利的樂觀主義下,美國選擇優待中國這個客觀體積、人口都是潛在區域強權的威脅者,也就不足為奇。

中國自然在這種愉悅的時代氛圍裡,同樣對未來前途樂觀自信。通過擁抱全球化,加入WTO,中國從此成為世界工廠,累積了長期高度的經濟發展。北京領導高層也在這種樂觀主義下,奉行改革開放總舵手鄧小平的24+4字箴言「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絕不當頭、有所作為」。

現在看來,無論中國有沒有要跟美國跑一場「百年馬拉松」,處心積慮要問鼎中原;但至少,自改革開放到習近平掌權以前,北京都以「避免追求明確的修正主義」來達成自己期待的美好未來;中國國內也普遍認定,中國只是經濟動物,只想讓10幾億人民都吃飽。挑戰美國霸權所支撐的制度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這不符合中國人「悶聲發大財」的目標。所以美中雙方縱使有軍事摩擦或利益衝突,但雙方都在這種樂觀情緒裡,投注更多的資源在全球治理戰場上,就規則制定與文化輸出進行制度的競爭與軟權力的競爭。

三、美國與中國的悲觀時差

但這個1990年代開始,美中雙方共有的光明未來,在進入21世紀後,對美國而言卻不是那麼光明,這也導致美中雙方之間出現了某種程度的「悲觀時差」。根據Drezner的觀察,從911、第二次伊拉克戰爭,到2008金融危機,都一再的打擊美國人對未來的信心。蓋洛普民調數據顯示,美國受訪者上一次覺得他們的國家正在朝正確方向前進,已經是2004年的事情了(有趣的是,與其它任何主要經濟體的人民相比,中國人都對未來更加樂觀,對自己的國家正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也更有信心)。Drezner認為,從歐巴馬、川普到拜登,他們歷年的就職演說始終強調,保護美國國內工作機會、避免中國竊取智財權,以及任何「道阻且長」、美國必須面臨空前挑戰的論述。這種「快樂的時光總是特別短暫後的悲觀情緒」從歐巴馬累積到拜登,已經顯示美國國內的悲觀情緒從決策圈到常民百姓,都少了自信、多了焦慮。

相較於美國舉國這種逐年攀升的悲觀,中國通過加入美國主導的「反恐戰爭」穩固了對國土西部鄰近中亞伊斯蘭勢力的統治;並透過全球「自由市場」大幅獲利,中國因此快速崛起。當美國因為悲觀,而專注於更直接立即的恐怖主義威脅時,中國因為對未來的樂觀預期,開始耐心投資於美國逐漸失去耐心的全球治理結構、國際制度建構,與對文化宣傳。中國的前途一片光明,北京只要穩固自身、等待時機,幸運女神自然就會眷顧,所以根本沒有必要立即挑戰美國的霸權。

然而,習近平上台後,北京的樂觀情緒開始減弱。Drezner指出,中國的一胎化政策加上社會競爭的惡劣生活壓力,讓出生率持續下探。中國的人口紅利早已消失,人口老化問題已是立即的問題。2020年所做的中國人口普查顯示,該年度農民工人口是自有辦普查以來首度下降。這表示相較於移民國家美國而言,中國面臨更嚴重的人口問題。而且長遠來看,今年上半年嚴厲的「清零政策」只會讓中國人對未來更悲觀、人口數字繼續下探。

除了人口外,中國的經濟前景從帳面上也幾乎看不到樂觀的本錢。中國GDP自2000年加入WTO後的10年間,都是以破10的雙位數增長;但到了2008金融海嘯後每況愈下,最近兩年因為疫情,外界估計中國「實質GDP」而非「官方GDP」成長大概只有2%。若不看GDP這種帳面數字,從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概念來看,扣除各式用過往盈餘來提升的廠房、工具與人力,單論技術進步而達成的生產力提升,中國自2008金融海嘯以後幾乎是每況愈下,透過技術達成的生產力提升能力,現在已經只剩2008年一半的水準。更可怕的是,中國的債務與GDP的比例幾乎是美國的三倍。上述綜合因素攤開的帳本,無論怎麼看都讓中國領導人樂觀不起來。

所以,除了習近平的權力鬥爭之路必須展現鷹派的積極性,來對內宣揚民族主義鞏固個人權威與中共一黨專政外,這些「帳本上就可以看到的悲觀數字」,或許也是讓北京統治階層對中國自身前景完全樂觀不起來的主要原因。正因為中國這種繼美國之後噴發的悲觀情緒,因此讓我們觀察到兩種狀況。一方面,美國提早中國20年進入了悲觀的狀態,美中雙方因此陷入了一種「悲觀時差」中。這種「我這麼悲觀,你卻這麼樂觀」的狀態,必然會造成雙方更多的行為分岐與預判失準;另一方面,當中國終於追上美國的「悲觀時差」後,雙方就進入了另一個「悲觀競賽」的狀態。也就是,「我的悲觀比你悲觀」的「集體悲觀」。這種「比比看誰比較悲觀」的狀況,等若讓雙方都失去同理心,也共同對未來抱持悲觀預測,進而讓雙方都更短視的想要立即解決當下的問題,以避免未來優勢不在自己身上,藉此緩解機會之窗未來將緊閉的焦慮。

四、烏俄戰爭下美中俄的集體悲觀

若是將「樂觀或悲觀」這組概念用來分析近期烏俄戰爭局勢的發展,我們可以發現,俄羅斯一開始認定「三日亡烏」的樂觀,實際上是建立在一種對未來悲觀的長期情緒上。也就是,若樂觀只有今日,那我只能動用當下的資源,以軍事行動追求立即性的收益,來盡量維持今日榮景,延緩悲觀未來到來的那一刻。也正是因為自2014以來,俄羅斯一直預期會順利拿下克里米亞與烏東的治權與主權,卻不斷失敗,甚至讓烏克蘭這個東正教國家一路向歐盟和北約靠攏,這也讓俄羅斯高層與普丁本身對國家前景越來越悲觀。

才剛跟俄羅斯建立「無止盡友誼」的中國,也因為對西方世界反應的誤判(中國原本預期制裁與軍援相對軟弱),而對俄羅斯與自己的前景都越來越悲觀。俄羅斯的入侵行動從原本的三天、三週,到現在已經超過三個月,而北京對莫斯科的支持,已經讓自己跟亞洲鄰國還有北約盟國的關係越來越差。在幾乎沒有好消息的情況下,北京也越來越有莫斯科化的傾向。對Drezner而言,台灣可能會是憂鬱的北京舉目所及唯一的機會之窗,若不趁現在還有機會,悲觀的未來一直來,將使北京坐困愁城。

烏克蘭基輔的獨立廣場展示了各國國旗,呼籲國際社會支持烏克蘭。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對早就經歷快20年悲觀預期的美國來說,烏俄戰爭所造成的全球斷鏈、通膨與升息,幾乎是加重了美國國內過去20年恐怖攻擊、金融海嘯、政治極化(種族、墮胎與槍枝)的悲觀情緒。若華盛頓沒辦法放大烏俄戰爭的時代意義,讓西方世界的團結支持烏克蘭、北約的重新鞏固,成為美國重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象徵,藉此重塑一種樂觀情緒,來撫平美國人實際生活中因為通膨與政治衝突所造成的悲觀焦慮;那不僅白宮易主是遲早的事,美國霸權也會更岌岌可危,現有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也會更搖搖欲墜。甚至因為悲觀情緒而短視進行軍事衝突,進而發生「大國戰爭」的可能性也會大大堤升。

目前看來,面對這場集體悲觀到根本只剩「一口水」的全球危機,提早認清、提早準備,方為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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