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外交與戰爭安魂曲:日劇《阿信》播映四十週年記

劉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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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靡一時的日本NHK晨間劇《阿信》於1983年4月開播,今年剛好屆滿四十週年。該劇平均收視率為52.6%,創下日本電視劇收視率最高紀錄,至今已有七十個以上的海外授權播映,是形塑日本形象的重要推手與成功的文化外交個案。當年的阿信熱,由電視劇轉為社會現象,國際新聞大幅報導,海外版權洽談絡繹不絕。香港、中國早在1980年代中葉就迅速引介,收視率甚至超越日本國內,後來更多次重播。

圖片來源:翻攝自IMDb

慢了十年的台灣阿信熱

台灣正式引進則要等到1994年。當時我去日本留學沒多久,暑假返台期間剛好親睹大街小巷的阿信熱潮,而前此不久我在日本方才見識到李登輝總統與司馬遼太郎對談「場所的悲哀」所造成的輿論旋風。瞬時感受到台日之間複雜歷史的濃密交錯。出國前,衛視中文台引進的《東京愛情故事》,已成我輩大學時代的青春經典,一系列的日本偶像劇(趨勢劇)登台,加速讓不合時宜的對日文化政策解禁,1993年11月日本影視音樂產品終於全面開放。

早在中學階段,我就常陪著母親租錄影帶看日本戲劇節目(當然無版權),日本大眾文化的民間影響力一直都在,但《阿信》登上黃金八點檔的傳播效應仍超乎我的想像。播映後報章論壇投書不斷,媒體露出度超高。其中有媚日/文化侵略的指責,也有持平認為只需聚焦女性堅韌克難的戲劇元素即可,或能借助日劇來刺激台劇品質的提升。這些兩極化的輿論,以今日台灣認同的分歧來看並不足為奇,類似的「文化殖民性VS.娛樂普遍性」批判模式也出現在當時由偶像劇帶動的「哈日」現象評論。

然而放到1994年的時空,《阿信》在台灣引發的爭議與亞洲的日本流行文化現象很難一概而論。香港原就是日本在亞洲輸出文化軟實力的前哨站,造成旋風不難理解,華文圈至今根深柢固的阿信原型誤解(八佰伴創辦人和田加津)就是從香港發信的。中國引進阿信比台灣早了快十年,卻不見任何爭議,甚至成為中日兩國高層交流時的正向談資。1978年日中建交後往來熱絡,阿信的成長物語與改革開放拼經濟的政策若合符節,超高收視率絕非日本單方面輸出可達成,其後更無縫接軌銜接1990年代的日本流行文化。

NHK晨間劇體現日本人戰爭經驗/記憶的文化裝置

理解這樣的現象落差必須回到《阿信》在日本文化內容產業的定位。NHK做為公共媒體,製播的戲劇節目當然與民間商業電視台風格有別,其中大河劇與晨間劇這兩大主線所設定的內容跟受眾也有很大差異。相較於大河劇強調歷史重要人物,晨間劇側重描寫普通人,從各行各業先驅人物選出原型,虛實雜糅彈性空間大。晨間劇的製播形式(每集15分鐘,週間每日播)與一般十集左右的日劇不同,長達半年或一年的時間,要把故事講好必須遵循「電視連續小說」的原型,強調廣播劇所重視的旁白解說,由於主要受眾設定在早晨出門前的家庭主婦,劇本逐漸類型化為女性的成長生命史(「女の一代記」),時間設定也更接近當代。

近現代日本史脫離不了戰爭,女性視角如何看待戰爭是晨間劇重中之重的主題。自1961年開播以來,累積了龐大的內容文本與收視率相關指標的完整資料庫,是探究戰後日本社會與女性形象價值觀念變遷的寶庫,晨間劇也因此被視為體現日本人戰爭經驗/記憶的重要文化裝置。這樣的日本人集體記憶敘事輸出海外,以女性的堅韌良善美德搭配反戰厭戰的敘事,改變了日本人的好戰形象(特別是在東南亞地區),充分發揮文化外交之功。

1983年阿信首播時,距離終戰已三十八年,日本走過高度經濟成長期,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東京迪士尼樂園開幕、任天堂遊戲機發行、女性雜誌相繼創刊……娛樂文化產業一片欣欣向榮。儘管物質生活富裕了,大正14(1925年)生的編劇橋田壽賀子卻認為日本人的價值觀崩壞中,刻意將阿信設定為1901(明治34年)、與昭和天皇同年出生的山形貧窮佃農小孩。從小寄人籬下幫傭、學美髮、做生意,而後結婚生子,歷經關東大震災、金融恐慌、戰時管制、大空襲、戰敗廢墟,戰後走出喪子喪夫的傷痛,成為連鎖超市的成功經營者。對於開發中國家而言,等身大的阿信物語就是民眾樂觀盼望的心情投射。

台灣的戰爭記憶長期被封印

然而,阿信發揮的文化外交之功並未出現在同時期的台灣,二戰的本土記憶是長期被封印的禁忌。1983年台灣仍在戒嚴令下,經濟發展迅速,正躋身亞洲四小龍之一。秉持「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許多側錄影帶被輸入島內販售。老一輩懂日語的甚至早在家中私接小耳朵收視此劇,同步共感。但畢竟仍屬於私領域的體驗,一如既往只能伏潛於家族記憶中,直到解嚴後才如潘朵拉的盒子被打開。

1990年代日本泡沫經濟崩壞,商業電視台偶像劇當道的同時,NHK晨間劇也進入了收視低迷期。亞洲流行的哈日現象,所發揮的文化外交之功完全與戰爭元素無關。《阿信》此時才在台灣公開,恰與解嚴後的台灣歷史書寫風潮結合,成功喚醒本省族群的戰爭記憶。

當時我多次有機會陪同師長訪談,接觸到仍健在的日語世代長輩。對他/她們而言,《阿信》雖是戲劇創作,但內容比新聞報導更接近真實。阿信經歷過的戰爭體驗與各樣生離死別,他們感同身受。長期以來他們的「歷史」未曾出現在學校與社會等公領域,突然由主流媒介的電視演出來,共鳴激動不在話下。與編劇橋田同年的作家鍾肇政,未開放前就已受託改寫翻譯阿信劇本出版小說。小說後來趕上八點檔播映熱潮大賣,鍾以「失落的年代,失落的人」投書道盡日語世代的「不合時宜」。這種不合時宜感,與年輕世代哈日現象的同時性,加上女性生命經驗的共通性,時空多重交錯,遠遠超出一般文化外交的格局。

1990年代台灣的戰爭記憶解封與女性歷史重建

隨著民主化與本土化的推進,歷史記憶不斷重構書寫,台灣女性的生命史也開始受到重視。1994年女權會舉辦徵文比賽,當時的號召之一即為「台灣女性故事的精彩不會輸給阿信」,可見阿信形象對台灣社會的影響。比賽成果集結為《阿媽的故事》,翌年交由甫成立的玉山社付梓,此後陸續有《消失中的台灣阿媽》、《阿母的故事》問世(此三部曲皆由玉山社出版),展現台灣女性集體書寫與建構本土女性史的旺盛企圖心。

《阿信》四十年來所發揮的文化外交功能當然並非編劇創作的初衷。橋田壽賀子曾回憶,《阿信》是寫給所有走過那場戰爭的「阿媽的安魂曲」。對於台灣人而言,這毋寧是首遲到快五十年的戰爭安魂曲。

作者台大歷史系畢業,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國際社會科學專攻博士課程修了。歷任日本學術振興會特別研究員、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共同研究員、內容力(Power of Content)公司出版顧問。現為玉山社Asia Rethink主編,台北科技大學兼任講師。除講授日本文化產業與台日關係史,譯介日本人文社會科學作品外,長期從台灣視角考察日本現狀與台日關係。相關評論散見《新新聞》、《想想論壇》、《信傳媒》、《Openbook閱讀誌》等。譯作有《武藏vs.小次郎》、《帝國的慰安婦》、《奔流的樹葉》等,共著《台湾研究入門》《台湾を知るための72章》(日文)、共編《台灣對話錄198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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