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靡一時的日本NHK晨間劇《阿信》於1983年4月開播，今年剛好屆滿四十週年。該劇平均收視率為52.6％，創下日本電視劇收視率最高紀錄，至今已有七十個以上的海外授權播映，是形塑日本形象的重要推手與成功的文化外交個案。當年的阿信熱，由電視劇轉為社會現象，國際新聞大幅報導，海外版權洽談絡繹不絕。香港、中國早在1980年代中葉就迅速引介，收視率甚至超越日本國內，後來更多次重播。
慢了十年的台灣阿信熱
台灣正式引進則要等到1994年。當時我去日本留學沒多久，暑假返台期間剛好親睹大街小巷的阿信熱潮，而前此不久我在日本方才見識到李登輝總統與司馬遼太郎對談「場所的悲哀」所造成的輿論旋風。瞬時感受到台日之間複雜歷史的濃密交錯。出國前，衛視中文台引進的《東京愛情故事》，已成我輩大學時代的青春經典，一系列的日本偶像劇（趨勢劇）登台，加速讓不合時宜的對日文化政策解禁，1993年11月日本影視音樂產品終於全面開放。
早在中學階段，我就常陪著母親租錄影帶看日本戲劇節目（當然無版權），日本大眾文化的民間影響力一直都在，但《阿信》登上黃金八點檔的傳播效應仍超乎我的想像。播映後報章論壇投書不斷，媒體露出度超高。其中有媚日／文化侵略的指責，也有持平認為只需聚焦女性堅韌克難的戲劇元素即可，或能借助日劇來刺激台劇品質的提升。這些兩極化的輿論，以今日台灣認同的分歧來看並不足為奇，類似的「文化殖民性VS.娛樂普遍性」批判模式也出現在當時由偶像劇帶動的「哈日」現象評論。
然而放到1994年的時空，《阿信》在台灣引發的爭議與亞洲的日本流行文化現象很難一概而論。香港原就是日本在亞洲輸出文化軟實力的前哨站，造成旋風不難理解，華文圈至今根深柢固的阿信原型誤解（八佰伴創辦人和田加津）就是從香港發信的。中國引進阿信比台灣早了快十年，卻不見任何爭議，甚至成為中日兩國高層交流時的正向談資。1978年日中建交後往來熱絡，阿信的成長物語與改革開放拼經濟的政策若合符節，超高收視率絕非日本單方面輸出可達成，其後更無縫接軌銜接1990年代的日本流行文化。
NHK晨間劇體現日本人戰爭經驗／記憶的文化裝置
理解這樣的現象落差必須回到《阿信》在日本文化內容產業的定位。NHK做為公共媒體，製播的戲劇節目當然與民間商業電視台風格有別，其中大河劇與晨間劇這兩大主線所設定的內容跟受眾也有很大差異。相較於大河劇強調歷史重要人物，晨間劇側重描寫普通人，從各行各業先驅人物選出原型，虛實雜糅彈性空間大。晨間劇的製播形式（每集15分鐘，週間每日播）與一般十集左右的日劇不同，長達半年或一年的時間，要把故事講好必須遵循「電視連續小說」的原型，強調廣播劇所重視的旁白解說，由於主要受眾設定在早晨出門前的家庭主婦，劇本逐漸類型化為女性的成長生命史（「女の一代記」），時間設定也更接近當代。
近現代日本史脫離不了戰爭，女性視角如何看待戰爭是晨間劇重中之重的主題。自1961年開播以來，累積了龐大的內容文本與收視率相關指標的完整資料庫，是探究戰後日本社會與女性形象價值觀念變遷的寶庫，晨間劇也因此被視為體現日本人戰爭經驗／記憶的重要文化裝置。這樣的日本人集體記憶敘事輸出海外，以女性的堅韌良善美德搭配反戰厭戰的敘事，改變了日本人的好戰形象（特別是在東南亞地區），充分發揮文化外交之功。
1983年阿信首播時，距離終戰已三十八年，日本走過高度經濟成長期，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東京迪士尼樂園開幕、任天堂遊戲機發行、女性雜誌相繼創刊……娛樂文化產業一片欣欣向榮。儘管物質生活富裕了，大正14（1925年）生的編劇橋田壽賀子卻認為日本人的價值觀崩壞中，刻意將阿信設定為1901（明治34年）、與昭和天皇同年出生的山形貧窮佃農小孩。從小寄人籬下幫傭、學美髮、做生意，而後結婚生子，歷經關東大震災、金融恐慌、戰時管制、大空襲、戰敗廢墟，戰後走出喪子喪夫的傷痛，成為連鎖超市的成功經營者。對於開發中國家而言，等身大的阿信物語就是民眾樂觀盼望的心情投射。
台灣的戰爭記憶長期被封印
然而，阿信發揮的文化外交之功並未出現在同時期的台灣，二戰的本土記憶是長期被封印的禁忌。1983年台灣仍在戒嚴令下，經濟發展迅速，正躋身亞洲四小龍之一。秉持「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許多側錄影帶被輸入島內販售。老一輩懂日語的甚至早在家中私接小耳朵收視此劇，同步共感。但畢竟仍屬於私領域的體驗，一如既往只能伏潛於家族記憶中，直到解嚴後才如潘朵拉的盒子被打開。
1990年代日本泡沫經濟崩壞，商業電視台偶像劇當道的同時，NHK晨間劇也進入了收視低迷期。亞洲流行的哈日現象，所發揮的文化外交之功完全與戰爭元素無關。《阿信》此時才在台灣公開，恰與解嚴後的台灣歷史書寫風潮結合，成功喚醒本省族群的戰爭記憶。
當時我多次有機會陪同師長訪談，接觸到仍健在的日語世代長輩。對他／她們而言，《阿信》雖是戲劇創作，但內容比新聞報導更接近真實。阿信經歷過的戰爭體驗與各樣生離死別，他們感同身受。長期以來他們的「歷史」未曾出現在學校與社會等公領域，突然由主流媒介的電視演出來，共鳴激動不在話下。與編劇橋田同年的作家鍾肇政，未開放前就已受託改寫翻譯阿信劇本出版小說。小說後來趕上八點檔播映熱潮大賣，鍾以「失落的年代，失落的人」投書道盡日語世代的「不合時宜」。這種不合時宜感，與年輕世代哈日現象的同時性，加上女性生命經驗的共通性，時空多重交錯，遠遠超出一般文化外交的格局。
1990年代台灣的戰爭記憶解封與女性歷史重建
隨著民主化與本土化的推進，歷史記憶不斷重構書寫，台灣女性的生命史也開始受到重視。1994年女權會舉辦徵文比賽，當時的號召之一即為「台灣女性故事的精彩不會輸給阿信」，可見阿信形象對台灣社會的影響。比賽成果集結為《阿媽的故事》，翌年交由甫成立的玉山社付梓，此後陸續有《消失中的台灣阿媽》、《阿母的故事》問世（此三部曲皆由玉山社出版），展現台灣女性集體書寫與建構本土女性史的旺盛企圖心。
《阿信》四十年來所發揮的文化外交功能當然並非編劇創作的初衷。橋田壽賀子曾回憶，《阿信》是寫給所有走過那場戰爭的「阿媽的安魂曲」。對於台灣人而言，這毋寧是首遲到快五十年的戰爭安魂曲。
作者台大歷史系畢業，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國際社會科學專攻博士課程修了。歷任日本學術振興會特別研究員、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共同研究員、內容力（Power of Content）公司出版顧問。現為玉山社Asia Rethink主編，台北科技大學兼任講師。除講授日本文化產業與台日關係史，譯介日本人文社會科學作品外，長期從台灣視角考察日本現狀與台日關係。相關評論散見《新新聞》、《想想論壇》、《信傳媒》、《Openbook閱讀誌》等。譯作有《武藏vs.小次郎》、《帝國的慰安婦》、《奔流的樹葉》等，共著《台湾研究入門》《台湾を知るための72章》（日文）、共編《台灣對話錄1989-2020》。
- 文化外交與戰爭安魂曲：日劇《阿信》播映四十週年記 - 2023 年 4 月 13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