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問我萊豬與民主的問題：從CPTPP到T10／T12（科技民主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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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變成極權主義統治的因素是孤獨。藉由強迫男男女女在一起咆嘯，因此孤獨感就被消除了。──漢娜鄂蘭《極權主義的起源》

月餘來，台美關係空前發展。從《華爾街日報》披露美軍駐台訓練國軍，蔡總統又主動確認此一訊息。到國務卿布林肯發表正式文告，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與國際民航組織（ICAO）等聯合國系統組織。布林肯甚至在參加眾議院外交委員會聽證會時更承諾，會邀請台灣參與12月美國主導的民主峰會。

然而島內輿情，卻是以萊豬公投來回應這些深化雙邊交往的訊息。事實上，萊豬公投主文內容（禁止含萊克多巴胺豬肉進口台灣）雖隻字未提美國或美豬，但從AIT屢次關切萊豬公投，並針對該公投案進行發言來看，顯然美國外交系統的情蒐研判，已將該題公投，抬升到台灣民眾對簽訂台美雙邊貿易協定的意願、台灣民眾對台灣加入CPTPP的民意，或甚至台美關係的信任考核。

對比美國近期的挺台作為，乃至拜登政府準備將產業政策與自由民主價值合而為一，在區域經貿整合的CPTPP（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外，再向上團結一個「科技民主同盟」（techno-democracies）時，台灣民意卻透過萊豬公投對本地親美政權做出不信任投票，等於是讓美國外交系統對是否招納台灣加入雙邊、多邊區域經貿整合，乃至更高同步性的科技民主同盟更感躊躇。

萊豬問題與加入CPTPP的美國因素

首先，最需要釐清的一個概念就是，美國目前並不是CPTPP的成員，那萊豬公投若是過關，台灣從此需明文禁止含萊克多巴胺豬肉進入我國，為何會影響到我國申請加入CPTPP的審核？簡單來說，萊豬劑量限制有CODEX科學證據證明有害劑量標準，因此若以進口後明文標示或法律明文禁止進口，都是違反公平貿易原則。所以，萊豬解禁並不是加入CPTPP的代價，而只是加入CPTPP必須掃除的障礙。正如同經濟部的說帖所述，因為CPTPP仍有部分會員國使用萊劑，就算不針對尚未加入CPTPP的美國與美國萊豬，禁止萊豬也是增加他國審查我國不公平貿易條文的機會。

另外，最常被人拿來批評美國鴨霸強逼台灣人吞萊豬的「歐盟亦反對美國萊豬進口」一說，鮮少被人提及的是，為了符合平等互惠原則，歐盟用了甚麼代價來換取不進口美國萊豬。這個代價是，不含萊劑的美豬與含萊劑的美牛，未來進入歐盟有大量的免稅配額。若是台灣開出同樣的條件全面禁止美國萊豬進口，那我們是不是也要提供同樣的無萊劑美豬與含萊濟美牛免稅方案，那對國內的肉品畜產業衝擊是不是更大？

更重要的是，美國現在雖不是CPTPP的會員國，但CPTPP的前身TPP是歐巴馬第二任期「重返亞太政策」的經貿基礎。表面上看，雖然美國因為川普上任，推翻了歐巴馬對外多邊主義框架下包含TPP在內的所有政策。因此日本只好另起爐灶帶頭創立CPTPP；而拜登基於期中選舉，考量各大工會可能的反彈聲量，因此上任第一年尚未力推加入CPTPP。但整個CPTPP創設的精神、概念與盟國網絡都來自美國。若說美國未加入CPTPP，CPTPP會員國對新會員審查就不會受到美國意願、美國利益或美國價值的影響，那要不就是睜眼說瞎話，要不就是缺乏國際關係常識。

CPTPP會員國如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與美國就有取代北美自由貿協定（NAFTA）的美墨加協定（USMCA）。其中的毒藥丸條款規定，USNCA任一成員國若與「非市場經濟國家」達成貿易協定，則其它成員國可以在6個月後退出協定。等於墨、加兩國在思考「誰可以加入CPTPP」這個問題時，基於USMACA的毒藥丸條文規範，以及現實上兩國與美國的高度經濟互賴，美國必然成為左右墨加兩國思維的關鍵力量。更不要說，澳洲與日本是美國QUAD軍事合作下美國印太戰略的核心盟國，在對外經貿戰略上必然也會納入美國的意願進行考量。

若是以CPTPP的內容要求來看，不僅限於傳統自由貿易協定的關稅規訂，從電子商務、電信、政府補貼、採購、國企都有高規格的要求；更是在智財權的保護上下功夫，因此足以影響對個人隱私與參政權的額外保護。其中，還有大量涉及勞動權益（反人口販運、禁止奴役外籍移工與消除一切童工），以及環境規範（禁止販運瀕臨絕種野生動物）的規範，這些條文的內涵，已經大幅超越過往自由貿易協定的範疇，簡單來說就是從制度同盟上升到了價值同盟。

但在這個對台灣來說國際形勢一片大好的情況下，橫空出世的萊豬公投，等若是台灣熱切加入CPTPP避免RCEP成立之後排擠效應下，自搬了一顆碩大的砸腳之磚。更遑論從區域經貿整合的經濟同盟走向下一步的科技民主同盟。

從經濟同盟到科技民主同盟

2020年底拜登勝選後，美國外交政策圈針對如何收拾川普搗爛的國際舊山河有了新的討論。從Steven Feldstein在外交關係委員會CFR網站發表‘How Should Democracies Confront China’s Digital Rise? Weighing the Merits of a T-10 Alliance’一文，到Jared Cohen 與 Richard Fontaine在《外交事務》期刊發表‘Uniting the Techno-Democracies: How to Build Digital Cooperation?’一文。上述兩文都強調，無論是10國或12國（T10／T12）的「科技民主同盟」構想，目的都在凸顯以下問題的嚴重性。也就是，北京透過「一帶一路」計畫下的「數位絲路」項目，針對5G、AI、物聯網與車聯網等高科技基礎建設進行大規模投資，推廣中國標準。

同時，北京又透過上海合作組織，聯合親近的威權政府（俄羅斯），共同發展資安、機器人、電商、數位監控與各式資通訊產業的規格與技術。而以中國為首的這些威權國家技術的發展，已經超越經貿競爭上對民主國家的領先，而是透過制度與規格的重新訂定，以網路主權的名義，對全球網路自由造成無法回復的侵害，並且在地緣政治競爭上，挑戰民主國家自由平等的制度與價值。

所以，具高科技民主能力的國家應該要團結起來，透過重設制度與標準，合作捍衛國家利益，對抗威權國家的技術瞟竊與民主侵蝕。透過一個科技民主同盟的成立，協調共同的投資、補貼、貸款與研發策略，保障高科技供應鏈的完整，對抗中國數位絲路的擴張，在數位貨幣、5G設備、量子電腦、網路攻擊、AI技術與3D列印等項目上避免中國的獨霸，重新尋回民主國家聯盟的技術優勢，就成為上述討論的重點。

無論是T10或T12的建言，主要是美國外交政策圈建議拜登政府以美國為首，揀選同時遵行民主制度，並擁有高科技能力或地緣政治主宰地位的國家共同組成科技民主同盟，同盟的成員大致上有：具科技領導地位的美、英、法、德日，有足夠技術能力與中等經濟規模的澳、加、韓，以及掌握資通訊基礎設備與關鍵技術能力的瑞典與芬蘭，最後則是有先進軟體技術的以色列與印度。

這些有關科技民主同盟的建言也強調，T10／T12可以仿照G7集定期會議的模式，採取較為鬆散的聯盟，每次聚會以委員會的方式針對特定主題進行討論；並且再以小組會議的方式，對突發事件協調共同行動準則，如同911時G7集團就曾以緊急會議模式確定共同立場。

基於上述政策圈的討論，2021年3月美國國會「人工智能國家安全委員會」也提出正式警告，宣告美國必須在AI、5G與量子電腦等技術上投入更多資源，才能抗衡中國的快速崛起。以科技民主同盟T12的型態，納入QUAD的安全對話架構下，是未來拜登政府必須努力的方向。4月初，美國參院跨黨派小組提出《民主科技夥伴關係法》草案（Democracy Technology Partnership Act），規定國務院必須設立跨部門辦公室，專責協調美國與其他民主國家間科技合作的夥伴關係，包括量子電腦、AI、5G與半導體等產業的研究與標準制定。這個所謂的科技民主聯盟，除了上述的技術團結外，拜登也響應英國首相強森去年提出的「民主國家聯盟」（D10）方案，準備在12月舉辦全球民主峰會，跨出本來的G7集團，形成D10/T10/T12新集團。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有關科技民主同盟的政策建議都有提到，雖然全球科技民主同盟在「科技」與「民主」與這兩個標準上，台灣是當之無愧必然符合加入T10或12條件的。但台灣囿於國家地位不明且中國直接威脅巨大，勢必得用更有創意的外交手段來解決上述問題，但台灣的加入，仍能夠以產業代表或NGO的形式將自身納入這個科技民主同盟之中。但禁止萊豬進口公投案若是通過，那對台美貿易協定、台灣加入CPTPP，或甚至台灣加入科技民主同盟D10／T10／T12，都會蒙上一層很大的陰影。

不要讓孤獨使我們向極權主義低頭

制度的存在是為了調解歧異。但不能否認，擁有共同的價值與文化背景，讓既有的分岐本來就比較小的情況下，制度運作就更顯流暢。這裡姑且不論民主相對於威權是不是一個較好的制度或價值，但當技術作為共同的資產，台灣已經擁有；而民主作為一個共同的價值，台灣亦相當珍視的當下，因為台灣人自身科學知識的不足或錯誤的政治判斷，導致反萊豬公投通過，台灣因此無法加入CPTPP這個注重平等開放的經貿同盟。在這之後，更會讓人懷疑，台灣在精神氣質的同質性與其它科技民主盟國有落差，因而錯失了一個拓展國家利益、鞏固國家地位的機會。

曾於柯林頓時代成為美國第一位女性國務卿的歐布萊特，近期於《外交事務》期刊發表‘America’s Opportunity to Lead the Fight Against Authoritarianism’一文，討論全球性的民主衰退問題，並認為拜登政府必須投入更多資源鞏固全球民主。她分析，相較於威權國家面臨的問題，是民主示威或反抗者被視為顛覆政府的境外勢力；民主國家或曰民主衰退國家面臨的問題，則是使用新科技的年輕一代民主政治支持者，經常以制度改革為號召，繞過既有的法律、降低議會的影響力。在台灣，某種程度上，過度發展的公投制度也在侵蝕代議政治的主導性。

在「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一書中，漢娜鄂蘭指出，孤獨其實是一種偶然的狀態，任何人都會在任何境地裡突然感受到孤獨。但邪惡的政權會竭盡所能訴諸恐懼，把孤獨變成恆久的狀態。這些邪惡的政權希望摧毀每個人的人際關係，令人們感到孤立無援。這種孤獨會蠶食人的思考能力，令人與人，自己與自己互相對立，導致人們無從思考、無法判斷，進而無能行動。

同理，中國長期以來致力於排除台灣的國際參與，讓台灣在國際社會中顯得孤獨。當台灣人與台灣國家對這種孤立的恐懼成為恆常的狀態，恐懼就會開始蠶食我們的思考能力，讓我們連署通過不合理的公投案，宣傳不合理的公投案，投出對台灣國家利益完全錯誤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