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說極權主義嗎?鄂蘭《極權主義的起源》七十年後

蕭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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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自由民主國家的人來說,「極權主義」是個有些尷尬的主題。雖然據說因為民粹領袖的崛起,讓鄂蘭的皇皇巨作《極權主義的起源》居然登上暢銷書排行榜,不過就像Samuel Moyn在〈你們讀錯了漢娜鄂蘭〉中所說,雖然有無數時論把鄂蘭吹捧成時代先知,彷彿她早已預見並批判了民粹狂人的崛起,卻只是讓自己的話看起來像是得到哲學家加持,但要批評川普,要惋惜後真相時代,其實都不用扯到鄂蘭。

《極權主義的起源》為德裔美國籍猶太人政治學家漢娜·鄂蘭於1951年出版分析極權主義的政治學論著。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極權主義的起源》確實極具時代性,再粗心的讀者都不難從其中一窺現代政治的困境與矛盾。但畢竟,在自由民主國家,無論再如何憂心時局的讀者,其實也沒有人認真會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國家變成納粹帝國,然後在某處開始蓋起了集中營。川普治下的美國不會,台灣的鄂蘭讀者可能更擔心一些,但這主要還是因為中國太想統一台灣,而不是真心擔憂民主變成極權。如果人們並不真心相信極權主義會在自由民主國家捲土重來,那一本正經的複述極權主義的結構、起源與各種特徵,也就不免顯得嘮叨了。

與言不由衷的擔憂極權主義會捲土重來一體兩面的是,「真心」相信它會重現。不分政治光譜左右,從海耶克到傅柯,都明示或者暗示福利國家的擴張,正是通往極權的奴役之路。紀傑克曾經說「極權主義」是用來恐嚇基進政治想像的意識形態工具,形同政治勒索,要麼接受自由民主─資本主義,接受它的千瘡百孔,要麼選擇摧毀一切的極權主義政治。所以,維持現狀,或者大家一起進集中營,沒有第三條路。

紮根與失根:民族國家理念的解體

民粹領袖的崛起或者福利國家的擴張,或許都是某種「極權」政體的預示。然而,《極權主義的起源》並不是極權主義的「起源史」。極權主義並不是一個在18世紀就已見雛形,然後逐漸發展成形的歷史產物,至少鄂蘭不是這麼看的, 鄂蘭說她寫的不是反猶論與帝國主義的歷史,而是分析「厭猶與擴張的要素」,而這些要素,最後「結晶」在極權主義。

《極權主義的起源》在成書與改版之際曾經多易其名,某種程度上「起源」是個不得已的題名。極權主義本質上是個意外的產物,它是現代政治建制挫敗後種種要素的結合。正如鄂蘭所提醒,這些要素並不會因為隨著史達林的死去與納粹帝國的瓦解而消失,反之,只有在這些極權政體成為過去的遺跡後,我們的時代才會顯現出這些極權主義要素的真正樣子。

民族國家理念的挫敗,在這段極權主義的「起源」中具有最重要的地位。為民族國家不容,只能或者攀附成為新貴(parvenu),或者孤芳自賞成為賤民(pariah),最終都成為無國籍者的猶太人,與不滿於民族國家共同體之侷限的暴民、種族主義者、領受擴張天命的殖民地官僚、泛民族論者,其實是一體兩面。

民族國家的根本理念是紮根,共同體的成員與其共同締造之法緊緊紮根於故土中,這種自限性格讓它極不適於帝國主義的擴張。紮根與失根是該書第二部〈帝國主義〉的核心線索,由種族思想驅動的「部落式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並無共通,種族論看似訴諸更不容質疑的血脈相連,實際上卻是漂浮在失根的氛圍,只能在擴張的美夢中重拾虛幻的大國幻想。

種族論是失根現象的體現,而儘管鄂蘭一再宣稱種族主義與帝國主義、各種泛運動的部落民族主義、反猶主義,都與西方偉大的政治與哲學傳統沒有聯繫。但在《極權主義的起源》全書中,卻直指被譽為現代政治哲學之父的霍布斯。

霍布斯的權力論述成為資產階級奪取國家體制遂行擴張的理念藍本,他認定國際政治必然是自然狀態讓鄂蘭視他為「種族主義之父」,他的絕對主權理論坐實了在支配與服從之間不需要任何其他的實體連結。鄂蘭彼時尚未發展出對於權力、暴力與權威的細緻區分。權力畢竟自共同體成員原初的集聚中而生,霍布斯筆下能為個人所為,並能以特定目的而證成的「權力」對鄂蘭來說只是暴力,鄂蘭在晚年的訪談中曾經說霍布斯式的權力觀會將人們一起行動的共同感化約成純粹的愉悅感,這個現象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艾希曼。

艾希曼與霍布斯,這個連結看來值得細細品味。

至於霍布斯所謂的「至高主權」,在鄂蘭看來,不過是依賴暴力才能維持的幻象。最能體現霍布斯理想的政治建制,不在歐陸的利維坦大國,而是殖民海外擴張所建立的管理機構。對鄂蘭來說,這種在殖民地建立的純粹管理機制,雖然更為效率與幹練,但比任何過去地球所存在過的專制統治都更為危險。因為統治者與被治者在其中是彼此疏離(aloofness)的,它甚至「無法容忍專制與臣民之間透過賄賂與輸送所形成的最後連結」。

也就是說,如果統治者與被治者緊緊維繫在同一個共同體,那麼即便是透過利益的輸送,甚至是透過恐懼,都無礙其紮根性格,至多只能說它是「不依法」而依獨裁者的專斷意志而治。可是,統治者與被治者可以完全疏離的現象,在極權政體中發揮到極致,這是為什麼鄂蘭說極權政體「前所未有」的原因,因為它是瓦解了西方政治思想中對於依法與不依法的根本區分。

常識與極權體制

鄂蘭對於民族國家確實不算有好感,民族與國家之間確實存在政治理據上隱微的衝突。不過,讓民族國家這個理念無以挽救的主因終究不在其本身,「泛化」運動形成的部落式民族主義顯示了民族與國家之間的平衡其實相當脆弱,更重要的是,民族國家之所以變成「在我們時代廢墟上遊走的幽靈」的主因終究還是霍布斯所提供的,失根的主權政治想像,而它與泛化的民族意識,甚至極權體制的歷史法則都有一個共通點,都是先於一切體制而「自然」存在,勢不可擋的狂暴力量。

相當程度上,聲稱追隨某種勢不可擋的神秘力量,因而必須以各種「運動」摧毀所有既有建制的極權主義,是一個極為不現實的體制。正如鄂蘭反覆強調,它本質上完全無法用「常識」理解。很難想像統治者與被治者之間全無連結,這是常識,暴君鐵腕追殺反對者因而讓臣民恐懼,也是某種「連結」。可是,極權政體正是在「再也不需要敵人時,不再有需要被逮捕的敵人,需要刑求至死的敵人」才得以確立。

鄂蘭的洞見是極權體制其實沒有「真正的」敵人,它只有「客觀敵人」,客觀敵人並不由行為舉止是否有具體反抗統治者的可疑而決定,而純粹由極權政體的運動,依據歷史法則客觀發展的「邏輯」所確定。

在極權體制中,意識形態與全面宰制之所以難分難解,是因為它本質上只是推進歷史法則進程的工具,這是失根現象的極致表現。極權政體總是聲稱存在一個客觀的法則,無論是納粹的自然法則、蘇維埃的歷史法則還是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法則面前沒有朋友與敵人,沒有罪與責,只有推進者與妨礙者,妨礙者如「頑固台獨分子」,都是背離極權體制所宣稱「歷史潮流」的客觀敵人,客觀敵人的「罪行」並不需要實際的證據,不需要有具體的可疑行徑,它來自於極權體制對形勢客觀發展的邏輯推論,以及當局特定政治路線的選擇。

集中營因而是極權政體的必要技術配置,因為只有在集中營中,人才能毫無意義,單純只是作為法則的「多餘」而死去。鄂蘭並不單純把集中營當作殘酷的殺戮機器,畢竟殘酷的殺戮並非納粹專有,集中營的恐怖不在殘酷以及死亡人數,而在於它甚至剝奪了死亡作為人生終結的意義,依據歷史法則而身死單純勢所必然,「留島不留人」並不需要考慮除了大國崛起的歷史使命以外的任何理由,而依據歷史法則而執行死刑也不需要愧疚,所以黨衛軍軍官可以在白天將「犯人」蹂躪至死後晚上安然向他的上帝禱告。

良心並不是什麼崇高的道德理念,而是常識,但常識正是極權體制要極力撲滅的東西。極權主義之所以必須反覆以運動清洗與打擊客觀敵人,是為了維持其意識形態的虛構性不受常識穿透。這對失根的極權主義追隨者來說極具吸引力,因為真實的世界太過於混亂與不一致,但用意識形態宣傳所包裝的世界卻過於連貫周密,即使被事實否證卻還是能用「邏輯」屹立不搖。極權主義的「恐怖」(terror)並不在於任何可見的殘酷,而是在於它「摧毀所有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意識形態思維的自體強迫摧毀了與現實的所有關係」,可是,違背常識,類似的自我思想審查在後極權與極權國家屢屢可見。

有人在說極權主義嗎?

失根是現代人的根本體驗,不僅僅只在民族國家理念的挫敗,《人的條件》頗具深意地以人類上太空作為開頭,「人類不會永遠被束縛在地球」的宣言沒有讓鄂蘭感受到科技進步的喜悅,反而更像是新一輪極權主義起源的序曲。

在《極權主義的起源》最後,鄂蘭將孤絕(loneliness)視為所有極權運動的根本緣由。過去的暴政只能藉由把人孤立(isolate)以摧毀其政治行動的能力,但終究無法切斷人與人之間的所有連結,也無法觸及經驗與打造私領域世界乃至於思想的能力,但「自我強制的極權邏輯」不會為這些私人生活留下任何空間,極權主義「立基於孤獨,立基於完全不屬於這個世界的經驗」,這種失根感是「人類最徹底的絕望經驗」。

鄂蘭為「孤絕」選用的德文翻譯是Verlassenheit或許更貼切,它指涉某種被棄置的狀態(abandon-ness),極權體制下,行刑者與受害者,德意志民族與猶太民族的身體,都是同一個生命政治身體,棄置的一體兩面。孤絕或棄置之所以危險,是因為它甚至會摧毀孤獨(solitude)的空間,孤獨是人能夠與自我相互對話進而「思考」的必要條件,後來鄂蘭在艾希曼身上看到極權體制可以如何消滅這個孤獨空間。

鄂蘭之所以看起來對現代政治的種種成就莫置一詞,原因可能是現代(the modern age)政治理念的斬獲,似乎無從阻止人類社會向著極權體制失控前進,甚至被扭曲成極權主義的要素,正如《極權主義的起源》的另一個書名,這是「我們時代的重負」。

要說七十年後重讀《極權主義的起源》可以預警任何襁褓中的極權主義,其實太過自滿。根本的問題是,造就極權主義的種種「要素」,一直都沒有從現代政治生活中消失。這相當詭異,畢竟對抗極權主義最有力的武器,從來都不是什麼艱澀的學說或高貴的信念,而是再平常不過的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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