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淨化論》中的萬湖會議(下):艾希曼與超現實殺戮

蕭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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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湖會議中後來最知名的人是艾希曼,拜鄂蘭那知名評論之故。如《淨化論》所表現,事實上艾希曼並非萬湖會議要角,他當時主要是以「專業技術人員」的身份列席。

戰後艾希曼躲藏在阿根廷期間,曾經跟友人吹噓「最終解決方案」是他發明的,這個「發明」的意義多重,類似於有人說自己是「葉克膜之母」,「最終解決」當然不是艾希曼「發明」,艾希曼這番吹噓自然是為了攀比,顯示他有多麼得到高層賞識,以至於成為整個運動中的核心要角。毫不意外,等來到了耶路撒冷受審時,艾希曼又改稱他在萬湖會議只是負責記錄的秘書。

圖片來源:翻攝自IMDb

「在奧許維茲只會看見微笑的臉」

艾希曼之所以能列席萬湖會議,是因為他主責中東歐的猶太人「遷徙」成果斐然。在帝國對猶政策在1941年後轉變為全面滅絕之前,這個工作需要綿密的協調能力,以及對突發狀況的應變,艾希曼的表現極為出色,他能有效化解猶太人社區的抵抗,以及調和與遣送國之間的衝突。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審時曾經據此主張他並非濫殺成性,有機會的話他會盡力讓猶太人可以安全被遣送出國。萬湖會議之後,艾希曼開始馬不停蹄,密集視察轄區內的集中營,以及其中的毒氣設備,據說他還因此嘔吐了幾次。

隨著對猶政策的轉變,艾希曼也收起過去處理遷徙工作的強勢立場,變得更懷柔。艾希曼此前的強勢只是為了談判協調之故,而如今政策方向轉變,唯一要做的就只是讓人放下戒心,安撫他們乖乖搭上火車,甚至讓人放下心防,以為去到集中營後會有轉寰餘地。在耶路撒冷中,艾希曼同樣以此自辯並非萬惡之人。

艾希曼得到高層注意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對媒體公關工作的著力。儘管萬湖會議已經確認了最終解決方針,希特勒在公開場合也已經毫不掩飾的仇猶,然而媒體上出現的諸如「大規模謀殺」以及「滅絕」等等字眼,對於黨衛軍高層來說仍然是眼中釘,這類報導也可能會影響德佔區的「遷徙」工作。

艾希曼認為,與其讓媒體「捕風捉影」,不如乾脆開放集中營讓人參觀,藉此糾正集中營在大眾心中的惡劣觀感,不得不讚嘆他的公關天才。於是1942年夏天,艾希曼找來友好的「調查記者」,安排了集中營之旅,其中一個地點就是後來知名的奧許維茲。

艾希曼的小伙伴記者們後來不負重望寫出了一系列關於集中營的「平衡」報導,更聲稱「在奧許維茲只會看見微笑的臉」。據說中國近年也開始安排記者參觀他們在新疆的勞改營,也出現不少平衡報導。中國的新疆勞改營,其發想受希姆萊啟發,而媒體公關則借鏡艾希曼。

艾希曼的公關天才隨即成為納粹的大外宣模板。那個時候有一種奇怪的氛圍,要是存在「人性化」的集中營,彷彿就可以據此證明納粹並非鐵板一塊。1943年8月27日紐約的一家媒體以封面故事報導了特雷津集中營,標題將之稱為「模範隔離區」,文中暗示這類「人性化」集中營的出現,是艾希曼等人由於害怕戰後究責因而惴惴不安的證明,並強調「特雷津的氛圍,與戈培爾等人的迫害心態形成強烈對比」,而這類人道集中營將會是那些人「在極度暴虐無道時代,竭盡所能表現人性的證明」。

鄂蘭透過他的讀者讀到了這份報導,至遲在那個時候她已經知道了艾希曼這個人。鄂蘭反對把這類所謂的人道營區當成黑暗時代人性微光的暗示,堅稱納粹的屠猶路線不可能動搖,也沒有人可以、應該藉由「人道」營區得到「無罪證明」。

自比彼拉多的多重寓意

艾希曼回憶在開完萬湖會議之後,他感覺自己像是當初把耶穌釘上十字架的彼拉多,這讓他感覺「所有的罪惡感都消失了」,自己這麼一個小人物「又怎麼可以評斷?對這事(最終解決)有自己的想法呢?」。「彼拉多」的自比初看之下是個惡意的狡獪,艾希曼將猶太人的受戮比作耶穌的受難,而自己這個角色則「促成」了這起神聖事件。鄂蘭也注意到了這個比喻,他的觀審紀錄中有一章特別定名為「萬湖會議,或說,彼拉多」,鄂蘭不改慣有的尖酸風格說,「好好好,他不會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被這種謙遜擊垮的人」。

艾希曼這個自比可能沒有太多弦外之音,但長期在匈牙利跟中歐經營「事業」的他,可能聽過當地一個半認真半惡意的玩笑話,「我可是像彼拉多那樣讓某某某成了教義呢!」半認真的原因是,在這場神子獻祭大戲中,彼拉多所扮演的可能不只是配角而已,在既有聖經記載的基礎上,彼拉多在後來羅馬帝國一些基督徒作家的詮釋中,常常被描寫成一個隱微的基督徒:彼拉多知道這一切都是神子必經之路,而作為主要的執行者,他在這個過程中,盡了最大的力量為耶穌折衝出空間。如果艾希曼真的工於心計,也許這才是他自比彼拉多的原因,鄂蘭對這個可能的弦外之音就沒有關注。

然而,這些詮釋也並不是毫無證據,最明顯的是這場「審判」幾乎不照羅馬法的正規程序走。愛羅馬的作家們抓住這點,趁機甩鍋給猶太人,暗示耶穌不是死於帝國的法令,而是被猶太的暴民霸凌,彼拉多在這裡可能只是個不想得罪猶太人的地方行政官而已。因此,若是艾希曼極度工於心計,他的彼拉多自比,是對猶太人的再一次嘲諷。

超現實的殺戮

艾希曼對於集中營的公關,以及他自比彼拉多的各種可能寓意,事實上都不過是納粹「自圓其說」屠猶行動陳腔濫調的變體,與希特勒口中的猶太人世界陰謀,戈培爾「德國人被逼著進行雅利安民族與猶太害蟲戰爭」並沒有差別。

有的時候,黨衛軍甚至視集中營是一個更「人道」的處置。在艾希曼於1941年所收到的一份備忘錄中,裡面提醒艾希曼,冬天即將到來,不可能養活所有猶太人,所以必須認真考慮一些措施,來結束那些無法勞動猶太人的生命,這會比讓他們被活活餓死更人道。

考慮到集中營的觀感不佳,希特勒自始就與集中營保持距離,他從來沒有視察過集中營,也不在公開場合提及集中營;他在解決歐洲猶太人問題上慷慨陳詞,卻沒有任何一份希特勒簽名或指示下令清除猶太人的文件,甚至是明確下達的命令。但希姆萊與海德里希極有默契的實現了他們心中的元首意圖,而即使從不提「殺戮」等字眼,黨衛軍的中下階層仍有條不紊的布置了一切。

如果希特勒活到戰後,他完全可以主張這一切都是屬下的自作主張;而他的下屬,正如艾希曼與其他人所示範,則辯稱一切都是元首與領導的指令,他們跟侯友宜一樣,當年都是奉命行事。極權體制的特色之一就是權力組織與個體責任的剝離,責任會在領袖、黨的菁英與基層執行者之間反覆流通與轉讓,形成一種「無責任」狀態。

集中營的倖存者卡特司(Kertész Imre)在其小說《非關命運》(Fatelessness)中也提到了萬湖會議的場景。在主角的回憶中,這些大人們興致勃勃的構思「最終解決方案」的細節,以及集中營內部周詳的設備,這種氣氛以及「所有一切都讓我產生一種玩笑般,學生式惡作劇的感覺」,納粹的軍官們一個接一個提出毒氣室、浴室、肥皂、戶外花床、足球場與輕音樂等等,然後彼此互相稱讚,「說到底,這是人們得要碰面才能討論的事,比如說把頭湊在一起」,在主角的回憶中,萬湖會議仿若一場超現實的特異表演,最後,「這麼多狂熱勤勉的手,讓這些長官們的狂想在來來回回的忙碌中變成了現實」。

萬湖會議及其最終解決議程的超現實感,也即它們的恐怖之處。

作者興趣是政治思想與歐陸當代思想、被深刻思索過的一切,以及一切可以更有深度的物事,留心閾界、間隙與極限成癖,深信自由起於文字的繼受、交鋒、碎裂、誤讀與訛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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