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並非栽培快樂的土壤,快樂的時期永遠是歷史的空白。歷史,終究是促成理性目的達成的屠宰場。(History is not the soil in which happiness grows. The periods of happiness in it are the blank pages of history; History as the slaughter-bench (Geschichte als Schlachtbank) – and yet the aims of reason are accomplished.)──黑格爾《歷史哲學》
本書卷首語,引了濟慈的詩,他就是由《啟示錄》而來。有些人相信自身身負使命,要讓一切「乃有奇美新造,天民為之讚嘆」,而洪秀全就是其中之一。那些從事這等使命的人極少算計後果,而這就是歷史的一大苦痛。──史景遷《太平天國》
前言:為什麼是太平天國而不是白蓮教?
2024大選後,選舉結果與選前封關民調並無出入。柯文哲主席所領導的民眾黨雖在立院不分區席次大有斬獲,但在總統得票上卻與黨的內參民調差距甚遠。所謂「坐二望一」,成了「海水退潮後穿不緊的褲子」。廣大柯黨支持者面對事實與預期的落差,一時難以接受;因此開始使用民粹語言懷疑選舉的公正性。也因為民眾黨以超越藍綠的「白色力量」做為號召,網路上因此出現了所謂「白蓮教」的說法,認為柯黨支持者對教主的信仰值太高,難以被理性說服。就像近代中國史上強調「神功護體、刀槍不入」的祕密結社白蓮教一樣荒誕。
但若真要說, 清末的白蓮教與拜上帝教(後發展成太平天國),都是以宗教神蹟作為號召,強調中華民族主義,以驅逐韃虜為目標。在強調「中華民族主義」要驅逐「台灣民族之韃虜」這點上,白蓮教和拜上帝會的確與柯黨的「兩岸一家親,共緣中國夢」類似。但除此之外,從宗教教義、組織框架、崛起的過程、與官方和國外的態度,以及最後的結局,白蓮教和拜上帝會都有不同的發展。在此,我們僅列舉一二,並準備以之作為楔子,藉此闡述太平天國與柯黨間的今昔對照。
一方面,在宗教教義的部分。白蓮教源遠流長,自南宋以降,源於強調「彌勒降世解救蒼生」的彌勒教,結合了儒釋道三家與漢族民族主義抗金反元的調性,一直以來在中原地區民間信仰佔有一席之地;拜上帝會教義框架,則主要來自聖經宣傳簡本(美國教會為宣傳方便而翻譯、刪節並重修的簡本,名為《勸世良言》),且加入了教主洪秀全個人許多的奇思妙想,拜上帝教崛起與隕落的時間為期大概就在十來年內。在這點上,目前的學理普遍認可,柯黨算是廣義全球民粹浪潮的一環;但卻又不同於他國民粹主義,有不反建制、不排外、不明顯反多元、不反菁英(只反傳統政治菁英)的傾向。柯黨以上述台灣特色的民粹價值體系為基礎,因此形成了一種以柯本人為崇拜中心,類似以洪秀全的奇思妙想為中心的太平天國形狀。且洪柯兩人的想法,都求諸國外。洪的拜上帝教來西方傳教士;柯的毛語錄則來自海西上國,兩者都還有民粹之下反智主義的影子。
另一方面,在組織型態上,根據剛過世英國漢學大家史景遷(Jonathan Dermot Spence),於其《太平天國》(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一書的說法,白蓮教開枝散葉影響甚廣。各地教會搭配不同民俗,發展不同教義;缺乏統一的教廷或教宗進行指揮,更沒有過成功而獨立的政教合一領袖。各個分會,甚至呈現競爭與衝突關係(若不把以彌勒教興起的大明王朝算進)。拜上帝會則持續以洪秀全為權威領袖,並以天京為中心發展成太平天國。不僅成功發展政教合一的王國,更有嚴密的教廷組織與制度。相較之下,柯黨目前堅決以柯為中心、缺乏分散各地、各行其是的分會,這應該是柯黨較接近太平天國而非白蓮教的主要原因。
近數十年來,無論是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或心理史,在美國的「新清史」研究中,時興從與太平天國幾乎同時發生的美國內戰「南北戰爭」中取得靈感。強調要以超越雙方的公平第三者視角,看待這場戰爭對平民、地方、中國、乃至世界的影響。本文認為,太平天國既可以透過南北戰爭而得到研究靈感;則我們也可以透過太平天國分析當代,並從中獲得啟發。
更重要的是,細觀所有關於太平天國領導階層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太平天國統治集團自洪秀全以降,知識水準最高的就是落第秀才(多數甚至連秀才都考不取)。除了洪秀全堂弟洪仁玕因緣際會至香港求西學、習耶教外;天國的領導者,大多是無法閱讀、缺乏知識,甚至可說思考以街頭智慧、行為以原始本能出發的一群人。把這些人湊在一起所發生的事情,作為一個行動框架來分析當代柯黨領導層時,或許更能直指人在無思考的直覺反應下,各種行動的可能性。這點和柯黨整體「一直失言」的風格,也是頗為類似。
這裡並不是說人性一定亙古不變(當然,偉大的戲劇都是以此作為前提。從荷馬到莎士比亞皆如是)。而是,這些人的行動模式,更接近人類原始的本能。是在缺乏知識的前提、急於判斷的快速反應要求下,產生多種選擇中最有可能的結果。作為多次公開承認崇拜毛澤東,甚至宣揚毛思想的台灣當代政治人物;柯主席可能不知道的是,毛澤東與孫中山一樣,相當推崇太平天國與拜上帝會的創始者洪秀全。而柯黨的誕生,正與拜上帝會和太平天國的崛起,有許多巧妙可比之處。
一、太平天國的崛起與覆亡
從當代太平天國研究的奠基者簡又文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史》中,我們可以大致瞭解拜上帝會崛起的背景。時值清國統治中後期,兩次英法聯軍雖不至於讓大清亡國滅種;但隨著僧格林沁的蒙古鐵騎盡喪洋槍砲之下,一個千瘡百孔的盛世僅存餘暉已是時人共識。尤其在洪秀全所生長的兩廣地區,瘟疫、旱災、飢荒、官僚系統性腐敗不作為即是日常;廣西當地客家人與壯族的族群衝突,為拜上帝會組成太平軍,收攏各方勢力提供了有利的客觀條件。
雖然在1851年「金田起義」前,洪秀全自1837年大病出現幻覺,並自稱得到「天啟」,拜上帝教於期間已經醞釀了十數載。但從1851年正式起兵開始,太平天國迅速壯大,歷經不到兩年,就組織了超過上萬人的隊伍。1853年開始,太平軍已有能力攻打湖南、湖北、占據武昌,並迅速攻破南京城,改名天京。相較之下,後世被譽為一代完人的湘軍統帥曾國藩,自1853年起兵,1856年江西全境陷落,部分湘軍只能堅守南昌孤城。同一年,太平軍先後攻破位於南京城外清軍的江南大營,以及駐紮於楊州的江北大營。
套一句簡又文的說法,相較於曾國藩的「屢敗屢戰」、數度跳河;拜上帝會僅用了五年,就從普通無組織的宗教集會,變成了政教合一、有組織有紀律的神權王國。就在1856年,太平天國蒸蒸日上,湘軍一敗塗地。天京政權幾乎已佔領了一半的長江流域。依照《天國之秋》(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 China, the West, and the Epic Story of the Taiping Civil War)作者裴士鋒(Stephen R. Platt)的描述,此時的太平天國,頗有洪武之初,大明於南方崛起推翻蒙元的氣象。
但該年9月,天國統治集團內部於天京爆發了血腥的內鬥,史稱「天京事變」,瞬間打破了上述這種幻想。為了瞭解天京事變的的偶然與必然,並以事變中天國內部衝突的行動框架,作為理解當代柯黨的分析框架。接下來,本文會先闡述天國領導層與柯黨領導層的類似之處,並闡述天京事變的始末;再討論柯黨高層未來發展成「天京事變」模式的可能性;最後,則是從柯黨本質上的太平天國特色,談時人可以從「天國的失敗、湘軍的勝利」得到甚麼啟示。
二、洪秀全與柯文哲
簡又文在分析洪秀全的心理活動時認為,洪秀全年輕時經歷的「天啟」(或史景遷所謂「天啟式的靈視」(apocalyptic vision),其實就是洪自己的幻象,我們可以普遍理解為現代的精神病。但這些所謂天父、天兄,並不是他恣意編造,一開始就是為了欺騙信徒,希望藉此確立自己在革命中的地位;而是因為他真的有精神病,會看到幻覺。透過這個幻覺式的天啟,洪秀全相信自己有特殊的「天命」。以這組天啟和天命為基礎,洪秀全將自己的內心世界,建構成了「認知失調」與「偏執狂」的綜合體。
他先是將自己的本名從洪火秀改為洪秀全,原因在於認識到自己將是「人王」(兩字合而為「全」)。並且從此以後,他行事開始變得穩重,更在意自己走路的姿態,這一切都是為了未來領導革命。這種「把『不是』說成『是』」的「自我調整」,正是認知失調的典型狀況;另外,按簡又文的描述,自從發現自己的天命後,洪秀全看待事物的觀點開始變得嚴肅而強硬,充滿了對自身特殊使命矢志不渝的信仰。這種決心,從此以後讓洪秀全變得對事物毫無妥協空間,一路艱苦戰鬥自死不休。這不僅是偏執狂的具體病徵,更埋下了太平天國失敗的種子。
舉例來說,因為資料缺乏與能力有限,洪秀全在創教過程中,經常通過自己的奇思妙想來理解《聖經》。導致他所理解的《聖經》,和本來基督教的原意有大段落差。但就算其他西方傳教士想提供更好的基督教原典與詮釋給他,他不僅不願意接受,更堅持自己的是正統觀點,並且將相關的東西都放在拜上帝會的宣傳冊裡面。
相較上述洪秀全的心理狀態,在認知失調上,柯文哲不時需要自詡雍正與毛澤東。因為他只能透過這種中二習氣,藉此調和自己並不是世界偉人與萬世帝王的挫敗感;在偏執狂上,柯不僅在國際關係上,堅持自己的「等邊三角形」或「平衡不是對抗」,脫離一般國關理論的常識。柯黨在面對如「君悅會談」,藍白合究竟要不要合作時,毫無妥協空間,只能魚死網破。這也是一種偏執狂的象徵。
此外,洪秀全之所以表現出對孔教如此憤怒,除了自己屢試不第的鬱悶外,更重要的是,他要用「對既有價值的貶低」,來凸顯自己所宣傳價值的高尚;而且最好是用仇恨的方式,來抹煞這些既有價值體系存在的意義,讓自己的價值體系可以影響更多人。用口述史學家唐德剛在《晚清七十年:太平天國》其書的說法:「洪秀全與毛澤東同為半通不通的農村知識分子、小學教員、私塾先生。洪秀全科舉失利、毛澤東考不進大學。一個挾著半調子的洋宗教來除妖濟世、一個抱著半調子的洋主義來革命滅資。」
同樣的,柯黨上下,貌似是醫生學霸構成的菁英集團。但除了少數老練的政治菁英瞭解政治遊戲規則,知道在社會走跳時,禮貌、優雅、嫻熟、老派、專業,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素質外;自柯本人以降,則大多是「誤把粗魯當直率、錯把無知當坦白」。他們反對既有的社會價值、仇恨智識,以白目有趣之名行民粹反智之實。
唐德剛就認為,洪楊(太平天國領導者洪秀全與楊秀清,兩者為清廷並稱「洪楊匪患」)本身反智。但品味來自知識。缺乏智識,品味必然極差。無法維持品味,就無法吸引知識分子加入出謀劃策、導正視聽、收買人心。在缺乏品味的部分,洪楊維持「長毛」外觀,除了廣西舊俗,藉此保持革命家形象外;更重要的是缺乏現代經常修容維持整潔的文明習慣。從反智、反品味到反衛生整潔,柯黨上下及其支持者簡直「無役不與」的和太平天國一致。
三、楊秀清與黃珊珊;韋昌輝、石達開與黃國昌
洪秀全是廣東客家人。在自認受到天啟後,洪開始在家鄉傳教。期間碰到了一些阻礙和挫折,因此和兩大親密戰友,也都是後來的天國中樞馮雲山和洪仁玕商量後,彼此決定離開家鄉去鄰近地區傳教。但洪本身發想有餘,實踐不足。在前往廣西沒多久後,就又折返回鄉。反倒是馮雲山留在廣西山區,對當地的燒炭工人宣教。在這波傳教事業中,馮雲山展現了驚人的才幹,不僅招募了大批信徒,更替拜上帝會找到了命定的人才:楊秀清、韋昌輝與石達開。
楊秀清出身燒炭工人,是當地燒炭工人的領袖。雖不識字,但有極高的領導長才,更是太平天國在教務與政務上真正實踐的幹才。在洪秀全二度離開廣西根據地回家鄉宣教時,所有教內大小事務皆由楊一手包辦。楊甚至一度以「天父附體」來箝制洪的權力,藉機改正洪的錯誤決策。而且雙方在彼此協作的過程中,也發展出一套天王專責宗教、文學與精神體系開創;楊則從事政務與教務的實際運作分工模式。堪稱董事長與CEO,虛位元首與首相之間的關係。加上天王因為有精神病幻想症,所以不理世事可以理解。
因為在拜上帝會中,洪就以天王之姿,作為上帝(耶和華)與天兄(耶穌)之外的第三個「當世神」,藉此形成拜上帝會版本的「三位一體」。基於這樣的神性,洪就不能太常露面處理凡間教務與政務。這也合理化了楊實際攝政的現狀,讓洪持續維持神秘性,更讓太平天國這個神權政體的教團與政團合一結構可以延續。
在洪楊「精神領袖與實質領袖」這樣的合作模式下,楊秀清權力不停擴張,不僅得到僅次於天王「萬歲」的「九千歲」封號,更是透過時不時的「天父附體」,加強自己的政治權威。甚至,藉此壓制其他重要權力核心。在一次有關妃嬪的問題上,楊秀清又再度天父附體,直指「秀全有罪」,並建議仗責四十。且其他人求情無用,直到天王表示自願接受罰則,楊秀清才免除刑罰。這就算在中國帝王史中,也是史無前例的一幕。
對照拜上帝會這個「洪楊體制」,幾乎是讓人心領神會的馬上連結到眾人對柯黨的描述,也就是「無事柯文哲,有事黃珊珊」。相較這種柯沒有做事能力只會打嘴砲的形象深植人心,珊則是律師出身的政壇老將。所有具體的政策執行與法令規範,都是靠珊來處理、發言。在柯市府內「只知黃不知柯」的情況下,雖然切換至選舉頻道後,還是要靠「柯學教」來廣納信眾;但實際操盤或重大事件決斷(例:撕毀馬辦宣言,君悅會談破局),這些都還是要靠黃珊珊一錘定音的「天父附體」來推翻柯的決定。
相較於楊秀清做為第一批入教的門徒,韋昌輝與石達開都是家境富裕受過教育的人。韋昌輝出身富農,是廣西當地豪族領袖。因拜上帝會協助處理與官府之間的衝突,因此砸鍋賣鐵、舉家資助革命事業。石達開則是廣西當地客家人領袖,能文能武,且急公好義。按時人所說,石達開長得「高大俊秀」,十三歲已「凜然如成人,自雄其才,慷慨有經略四方志」。上述這些紀載,不僅讓人聯想到柯黨今日第三號人物,岳父是建商、家裡汐止別墅很大棟、沒事就想找人辯論(自雄其才),年輕時還當過台大學生會長(急公好義)的黃國昌。
余自束髮以來,粗覽群書,獨好屠龍之術,遂專治之,至今十餘載矣。從師於南北東西,耗費雖不至千金,亦百金有餘。恨未得窺堂奧,輒無所施其巧。由是轉念,吹笛玩蛇,偶有心得,與舊親故共賞,擊節而歌,適足以舉觴稱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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