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寫給所有人的太平天國備忘錄（上）

783

歷史並非栽培快樂的土壤，快樂的時期永遠是歷史的空白。歷史，終究是促成理性目的達成的屠宰場。（History is not the soil in which happiness grows. The periods of happiness in it are the blank pages of history; History as the slaughter-bench （Geschichte als Schlachtbank） – and yet the aims of reason are accomplished.）──黑格爾《歷史哲學》

本書卷首語，引了濟慈的詩，他就是由《啟示錄》而來。有些人相信自身身負使命，要讓一切「乃有奇美新造，天民為之讚嘆」，而洪秀全就是其中之一。那些從事這等使命的人極少算計後果，而這就是歷史的一大苦痛。──史景遷《太平天國》

前言：為什麼是太平天國而不是白蓮教？

2024大選後，選舉結果與選前封關民調並無出入。柯文哲主席所領導的民眾黨雖在立院不分區席次大有斬獲，但在總統得票上卻與黨的內參民調差距甚遠。所謂「坐二望一」，成了「海水退潮後穿不緊的褲子」。廣大柯黨支持者面對事實與預期的落差，一時難以接受；因此開始使用民粹語言懷疑選舉的公正性。也因為民眾黨以超越藍綠的「白色力量」做為號召，網路上因此出現了所謂「白蓮教」的說法，認為柯黨支持者對教主的信仰值太高，難以被理性說服。就像近代中國史上強調「神功護體、刀槍不入」的祕密結社白蓮教一樣荒誕。

但若真要說， 清末的白蓮教與拜上帝教（後發展成太平天國），都是以宗教神蹟作為號召，強調中華民族主義，以驅逐韃虜為目標。在強調「中華民族主義」要驅逐「台灣民族之韃虜」這點上，白蓮教和拜上帝會的確與柯黨的「兩岸一家親，共緣中國夢」類似。但除此之外，從宗教教義、組織框架、崛起的過程、與官方和國外的態度，以及最後的結局，白蓮教和拜上帝會都有不同的發展。在此，我們僅列舉一二，並準備以之作為楔子，藉此闡述太平天國與柯黨間的今昔對照。

一方面，在宗教教義的部分。白蓮教源遠流長，自南宋以降，源於強調「彌勒降世解救蒼生」的彌勒教，結合了儒釋道三家與漢族民族主義抗金反元的調性，一直以來在中原地區民間信仰佔有一席之地；拜上帝會教義框架，則主要來自聖經宣傳簡本（美國教會為宣傳方便而翻譯、刪節並重修的簡本，名為《勸世良言》），且加入了教主洪秀全個人許多的奇思妙想，拜上帝教崛起與隕落的時間為期大概就在十來年內。在這點上，目前的學理普遍認可，柯黨算是廣義全球民粹浪潮的一環；但卻又不同於他國民粹主義，有不反建制、不排外、不明顯反多元、不反菁英（只反傳統政治菁英）的傾向。柯黨以上述台灣特色的民粹價值體系為基礎，因此形成了一種以柯本人為崇拜中心，類似以洪秀全的奇思妙想為中心的太平天國形狀。且洪柯兩人的想法，都求諸國外。洪的拜上帝教來西方傳教士；柯的毛語錄則來自海西上國，兩者都還有民粹之下反智主義的影子。

另一方面，在組織型態上，根據剛過世英國漢學大家史景遷（Jonathan Dermot Spence），於其《太平天國》（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一書的說法，白蓮教開枝散葉影響甚廣。各地教會搭配不同民俗，發展不同教義；缺乏統一的教廷或教宗進行指揮，更沒有過成功而獨立的政教合一領袖。各個分會，甚至呈現競爭與衝突關係（若不把以彌勒教興起的大明王朝算進）。拜上帝會則持續以洪秀全為權威領袖，並以天京為中心發展成太平天國。不僅成功發展政教合一的王國，更有嚴密的教廷組織與制度。相較之下，柯黨目前堅決以柯為中心、缺乏分散各地、各行其是的分會，這應該是柯黨較接近太平天國而非白蓮教的主要原因。

近數十年來，無論是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或心理史，在美國的「新清史」研究中，時興從與太平天國幾乎同時發生的美國內戰「南北戰爭」中取得靈感。強調要以超越雙方的公平第三者視角，看待這場戰爭對平民、地方、中國、乃至世界的影響。本文認為，太平天國既可以透過南北戰爭而得到研究靈感；則我們也可以透過太平天國分析當代，並從中獲得啟發。

更重要的是，細觀所有關於太平天國領導階層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太平天國統治集團自洪秀全以降，知識水準最高的就是落第秀才（多數甚至連秀才都考不取）。除了洪秀全堂弟洪仁玕因緣際會至香港求西學、習耶教外；天國的領導者，大多是無法閱讀、缺乏知識，甚至可說思考以街頭智慧、行為以原始本能出發的一群人。把這些人湊在一起所發生的事情，作為一個行動框架來分析當代柯黨領導層時，或許更能直指人在無思考的直覺反應下，各種行動的可能性。這點和柯黨整體「一直失言」的風格，也是頗為類似。

這裡並不是說人性一定亙古不變（當然，偉大的戲劇都是以此作為前提。從荷馬到莎士比亞皆如是）。而是，這些人的行動模式，更接近人類原始的本能。是在缺乏知識的前提、急於判斷的快速反應要求下，產生多種選擇中最有可能的結果。作為多次公開承認崇拜毛澤東，甚至宣揚毛思想的台灣當代政治人物；柯主席可能不知道的是，毛澤東與孫中山一樣，相當推崇太平天國與拜上帝會的創始者洪秀全。而柯黨的誕生，正與拜上帝會和太平天國的崛起，有許多巧妙可比之處。

一、太平天國的崛起與覆亡

從當代太平天國研究的奠基者簡又文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史》中，我們可以大致瞭解拜上帝會崛起的背景。時值清國統治中後期，兩次英法聯軍雖不至於讓大清亡國滅種；但隨著僧格林沁的蒙古鐵騎盡喪洋槍砲之下，一個千瘡百孔的盛世僅存餘暉已是時人共識。尤其在洪秀全所生長的兩廣地區，瘟疫、旱災、飢荒、官僚系統性腐敗不作為即是日常；廣西當地客家人與壯族的族群衝突，為拜上帝會組成太平軍，收攏各方勢力提供了有利的客觀條件。

雖然在1851年「金田起義」前，洪秀全自1837年大病出現幻覺，並自稱得到「天啟」，拜上帝教於期間已經醞釀了十數載。但從1851年正式起兵開始，太平天國迅速壯大，歷經不到兩年，就組織了超過上萬人的隊伍。1853年開始，太平軍已有能力攻打湖南、湖北、占據武昌，並迅速攻破南京城，改名天京。相較之下，後世被譽為一代完人的湘軍統帥曾國藩，自1853年起兵，1856年江西全境陷落，部分湘軍只能堅守南昌孤城。同一年，太平軍先後攻破位於南京城外清軍的江南大營，以及駐紮於楊州的江北大營。

套一句簡又文的說法，相較於曾國藩的「屢敗屢戰」、數度跳河；拜上帝會僅用了五年，就從普通無組織的宗教集會，變成了政教合一、有組織有紀律的神權王國。就在1856年，太平天國蒸蒸日上，湘軍一敗塗地。天京政權幾乎已佔領了一半的長江流域。依照《天國之秋》（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 China, the West, and the Epic Story of the Taiping Civil War）作者裴士鋒（Stephen R. Platt）的描述，此時的太平天國，頗有洪武之初，大明於南方崛起推翻蒙元的氣象。

但該年9月，天國統治集團內部於天京爆發了血腥的內鬥，史稱「天京事變」，瞬間打破了上述這種幻想。為了瞭解天京事變的的偶然與必然，並以事變中天國內部衝突的行動框架，作為理解當代柯黨的分析框架。接下來，本文會先闡述天國領導層與柯黨領導層的類似之處，並闡述天京事變的始末；再討論柯黨高層未來發展成「天京事變」模式的可能性；最後，則是從柯黨本質上的太平天國特色，談時人可以從「天國的失敗、湘軍的勝利」得到甚麼啟示。

二、洪秀全與柯文哲

簡又文在分析洪秀全的心理活動時認為，洪秀全年輕時經歷的「天啟」（或史景遷所謂「天啟式的靈視」（apocalyptic vision），其實就是洪自己的幻象，我們可以普遍理解為現代的精神病。但這些所謂天父、天兄，並不是他恣意編造，一開始就是為了欺騙信徒，希望藉此確立自己在革命中的地位；而是因為他真的有精神病，會看到幻覺。透過這個幻覺式的天啟，洪秀全相信自己有特殊的「天命」。以這組天啟和天命為基礎，洪秀全將自己的內心世界，建構成了「認知失調」與「偏執狂」的綜合體。

他先是將自己的本名從洪火秀改為洪秀全，原因在於認識到自己將是「人王」（兩字合而為「全」）。並且從此以後，他行事開始變得穩重，更在意自己走路的姿態，這一切都是為了未來領導革命。這種「把『不是』說成『是』」的「自我調整」，正是認知失調的典型狀況；另外，按簡又文的描述，自從發現自己的天命後，洪秀全看待事物的觀點開始變得嚴肅而強硬，充滿了對自身特殊使命矢志不渝的信仰。這種決心，從此以後讓洪秀全變得對事物毫無妥協空間，一路艱苦戰鬥自死不休。這不僅是偏執狂的具體病徵，更埋下了太平天國失敗的種子。

舉例來說，因為資料缺乏與能力有限，洪秀全在創教過程中，經常通過自己的奇思妙想來理解《聖經》。導致他所理解的《聖經》，和本來基督教的原意有大段落差。但就算其他西方傳教士想提供更好的基督教原典與詮釋給他，他不僅不願意接受，更堅持自己的是正統觀點，並且將相關的東西都放在拜上帝會的宣傳冊裡面。

相較上述洪秀全的心理狀態，在認知失調上，柯文哲不時需要自詡雍正與毛澤東。因為他只能透過這種中二習氣，藉此調和自己並不是世界偉人與萬世帝王的挫敗感；在偏執狂上，柯不僅在國際關係上，堅持自己的「等邊三角形」或「平衡不是對抗」，脫離一般國關理論的常識。柯黨在面對如「君悅會談」，藍白合究竟要不要合作時，毫無妥協空間，只能魚死網破。這也是一種偏執狂的象徵。

此外，洪秀全之所以表現出對孔教如此憤怒，除了自己屢試不第的鬱悶外，更重要的是，他要用「對既有價值的貶低」，來凸顯自己所宣傳價值的高尚；而且最好是用仇恨的方式，來抹煞這些既有價值體系存在的意義，讓自己的價值體系可以影響更多人。用口述史學家唐德剛在《晚清七十年：太平天國》其書的說法：「洪秀全與毛澤東同為半通不通的農村知識分子、小學教員、私塾先生。洪秀全科舉失利、毛澤東考不進大學。一個挾著半調子的洋宗教來除妖濟世、一個抱著半調子的洋主義來革命滅資。」

同樣的，柯黨上下，貌似是醫生學霸構成的菁英集團。但除了少數老練的政治菁英瞭解政治遊戲規則，知道在社會走跳時，禮貌、優雅、嫻熟、老派、專業，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素質外；自柯本人以降，則大多是「誤把粗魯當直率、錯把無知當坦白」。他們反對既有的社會價值、仇恨智識，以白目有趣之名行民粹反智之實。

唐德剛就認為，洪楊（太平天國領導者洪秀全與楊秀清，兩者為清廷並稱「洪楊匪患」）本身反智。但品味來自知識。缺乏智識，品味必然極差。無法維持品味，就無法吸引知識分子加入出謀劃策、導正視聽、收買人心。在缺乏品味的部分，洪楊維持「長毛」外觀，除了廣西舊俗，藉此保持革命家形象外；更重要的是缺乏現代經常修容維持整潔的文明習慣。從反智、反品味到反衛生整潔，柯黨上下及其支持者簡直「無役不與」的和太平天國一致。

三、楊秀清與黃珊珊；韋昌輝、石達開與黃國昌

洪秀全是廣東客家人。在自認受到天啟後，洪開始在家鄉傳教。期間碰到了一些阻礙和挫折，因此和兩大親密戰友，也都是後來的天國中樞馮雲山和洪仁玕商量後，彼此決定離開家鄉去鄰近地區傳教。但洪本身發想有餘，實踐不足。在前往廣西沒多久後，就又折返回鄉。反倒是馮雲山留在廣西山區，對當地的燒炭工人宣教。在這波傳教事業中，馮雲山展現了驚人的才幹，不僅招募了大批信徒，更替拜上帝會找到了命定的人才：楊秀清、韋昌輝與石達開。

楊秀清出身燒炭工人，是當地燒炭工人的領袖。雖不識字，但有極高的領導長才，更是太平天國在教務與政務上真正實踐的幹才。在洪秀全二度離開廣西根據地回家鄉宣教時，所有教內大小事務皆由楊一手包辦。楊甚至一度以「天父附體」來箝制洪的權力，藉機改正洪的錯誤決策。而且雙方在彼此協作的過程中，也發展出一套天王專責宗教、文學與精神體系開創；楊則從事政務與教務的實際運作分工模式。堪稱董事長與CEO，虛位元首與首相之間的關係。加上天王因為有精神病幻想症，所以不理世事可以理解。

因為在拜上帝會中，洪就以天王之姿，作為上帝（耶和華）與天兄（耶穌）之外的第三個「當世神」，藉此形成拜上帝會版本的「三位一體」。基於這樣的神性，洪就不能太常露面處理凡間教務與政務。這也合理化了楊實際攝政的現狀，讓洪持續維持神秘性，更讓太平天國這個神權政體的教團與政團合一結構可以延續。

在洪楊「精神領袖與實質領袖」這樣的合作模式下，楊秀清權力不停擴張，不僅得到僅次於天王「萬歲」的「九千歲」封號，更是透過時不時的「天父附體」，加強自己的政治權威。甚至，藉此壓制其他重要權力核心。在一次有關妃嬪的問題上，楊秀清又再度天父附體，直指「秀全有罪」，並建議仗責四十。且其他人求情無用，直到天王表示自願接受罰則，楊秀清才免除刑罰。這就算在中國帝王史中，也是史無前例的一幕。

對照拜上帝會這個「洪楊體制」，幾乎是讓人心領神會的馬上連結到眾人對柯黨的描述，也就是「無事柯文哲，有事黃珊珊」。相較這種柯沒有做事能力只會打嘴砲的形象深植人心，珊則是律師出身的政壇老將。所有具體的政策執行與法令規範，都是靠珊來處理、發言。在柯市府內「只知黃不知柯」的情況下，雖然切換至選舉頻道後，還是要靠「柯學教」來廣納信眾；但實際操盤或重大事件決斷（例：撕毀馬辦宣言，君悅會談破局），這些都還是要靠黃珊珊一錘定音的「天父附體」來推翻柯的決定。

相較於楊秀清做為第一批入教的門徒，韋昌輝與石達開都是家境富裕受過教育的人。韋昌輝出身富農，是廣西當地豪族領袖。因拜上帝會協助處理與官府之間的衝突，因此砸鍋賣鐵、舉家資助革命事業。石達開則是廣西當地客家人領袖，能文能武，且急公好義。按時人所說，石達開長得「高大俊秀」，十三歲已「凜然如成人，自雄其才，慷慨有經略四方志」。上述這些紀載，不僅讓人聯想到柯黨今日第三號人物，岳父是建商、家裡汐止別墅很大棟、沒事就想找人辯論（自雄其才），年輕時還當過台大學生會長（急公好義）的黃國昌。

余自束髮以來，粗覽群書，獨好屠龍之術，遂專治之，至今十餘載矣。從師於南北東西，耗費雖不至千金，亦百金有餘。恨未得窺堂奧，輒無所施其巧。由是轉念，吹笛玩蛇，偶有心得，與舊親故共賞，擊節而歌，適足以舉觴稱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