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本海默的疑惑:原子彈真的非丟不可嗎?

劉又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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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於二戰期間主導「曼哈頓計畫」,帶領美國科學家團隊開發原子彈成功的知名物理學家歐本海默(Julius Robert Oppenheimer)(「奧本海默」是中譯;台譯過去一直以來皆為「歐本海默」),近期因為介紹他特殊生平的電影《奧本海默》上映,因此在全球又颳起了一股二戰史的討論風潮。甚至在日本,《奧本海默》的公播與否,更被公眾視為「戰爭傷痕」或「核武唯一受害者」瘡疤,而爭執不休。

在英國大導諾蘭(Christopher Edward Nolan)的鏡頭下,從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到原子彈投放廣島與長崎後,在眾人簇擁下的歐本海默,盡顯狂喜與焦慮融為一爐的混亂與震動。面對自己親手製造與釋放了足以摧毀全人類的瓶中惡魔,眼看就要覆水難收的關不回瓶裡時;平日裡風度翩翩又玩世不恭的物理學家,居然只能在杜魯門總統面前顫抖的說「感覺自己雙手沾滿血腥」,因此日後被杜魯門嘲笑為「愛哭鬼科學家」(crybaby scientist)。

廣島原暴。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電影中的這個段落雖然短暫,但已盡顯「現實比小說(電影)還荒謬」的本質。因為上述這些戲劇化的對白,都曾真實出現於各家回憶錄或是書信集中。也就是說,相較於歐本海默的纖細與懺悔,自述「手上沾了更多血」的杜魯門,反而一直是用一種大無畏到近乎粗暴的方式,來面對20萬廣島和長崎平民喪生的質疑。根據2014年歐本海默傳記《中心生活》(Robert Oppenheimer: A Life Inside the Center作者Ray Monk的說法,杜魯門終其一生都宣稱,廣島和長崎的那兩顆原子彈,不僅拯救了盟軍數十萬人的性命,也拯救了日本人「一億玉碎」下可能的更多死傷。

兩次核爆恫嚇的對象是蘇聯而非日本

在過去中文世界的歷史書寫裡,我們認知中的美國面對太平洋戰爭時,並沒有考慮到蘇聯。因為在1945年,時任美國總統小羅斯福4月去世後,他的副手杜魯門即位;5月初,希特勒死訊公布後沒多久,德國就投降了。對當時的美國人而言,雖然德國是比日本強大許多的敵人,更因為歐洲文化與美國的親近性,所以美軍多數的力量都投放在歐洲戰場。當歐戰5月結束時,美國人才發現,雖然在西太平洋小島與海空作戰上,美軍已在幾次關鍵戰役中取得決定性勝利,大東亞共榮圈已經江河日下;跳島作戰也從澳洲開始一路推進至琉球,對日本本土的空襲行動也在著手進行。

而一般咸信,慘烈的沖繩島戰役、雙方高強度的死傷嚇到了美國人,所以杜魯門在輿論壓力下,必須用一個具壓倒性力量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來擊潰日本人的反抗意志。但事實並非如此。根據電影《奧本海默》所參考的另一本歐本海默傳記《美國普羅米修斯》(American Prometheus),或甚至電影本身,我們都可以發現,對日使用核武所針對的從來不是日本,而是蘇聯。

1964年,當時還是劍橋大學博士生的歷史學家Gar Alperovitz,利用了新公開的政府檔案以及二戰時期末期時任戰爭部長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的日記與國務卿伯恩斯(James Francis Byrnes)的書信,發表了自己的博士論文,並以《原子外交》(Atomic Diplomacy: Hiroshima and Potsdam: The Use of the Atomic Bomb and the American Confrontation with Soviet Power)之名發布於世。

書中經過縝密的資料蒐集與分析後認為,杜魯門決策團隊轟炸廣島跟長崎的決定,是建立在一個以「原子外交」為途徑,邁向世界霸權的思維邏輯之上,而非甚麼人道主義的「兩害相權取其輕」。因為對美國而言,德國戰敗後,日本投降只是遲早的事情。綜觀全球唯一剩下足以匹敵的對手就是蘇聯。所以20萬原爆喪生者,不外乎是美國震懾蘇聯的祭品;目的是為美國主導戰後世界秩序的重建提供足夠的籌碼。

1995年,Alperovitz在終戰50周年之際延續《核子外交》的基礎,發表了《使用原子彈的決定和美國神話的架構》(The Decision to Use the Atomic Bomb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an American Myth)一書。這部終戰50年後的新作,除了爬梳美國陸續解密的二戰檔案,也納入了戰爭時期英美軍事高層互動的相關文件。其中包含時任戰爭部長史汀生、歐陸盟軍統帥馬歇爾(後任國務卿),以及接任馬歇爾成為統帥的艾森豪(後任美國總統),他們都認為日本雖然會晚於德國投降,但或許只要在無人區展示核武的威力,日本民心士氣就會崩盤,其實根本就不需要用原爆犧牲大量的日本平民。

打開原爆決策的黑盒子

因為早在杜魯門於1945年4月繼任成為美國總統,並且第一次聽取報告才知道「曼哈頓計畫」正在發展核武時,律師出生並且擔任多位美國總統顧問與戰後世界銀行行長的外交建制派大老John J. McCloy,就曾向杜魯門匯報國安局特工來自日本樞機的情報。當時華盛頓領導層對東京的了解是,日本追求的是保有天皇和憲法(國體)的投降,而不能接受無條件投降。因為後者等於放棄既有的秩序與紀律,會讓日本在物質上與心理上雙重潰敗、永無翻身之日。

面對這條情報,《美國普羅米修斯》根據時任杜魯門海軍參謀長William Daniel Leahy的日記,歸納出了當時華盛頓領導層對這個情報的分歧態度。至少在1945年7月16日「三位一體」核試成功前,內閣裡就有各種聲音。除了「是否要堅持日本無條件投降」外,也有「是否要請求蘇聯開闢遠東戰場夾擊日本」的討論。

至於三位一體成功後,究竟是要展示核爆的威力威脅日本即可,還是要直接用原子彈攻擊日本本土,這也有大量的爭論。而在這個階段,除了前述反對以核武攻擊日本本土平民的史汀生、馬歇爾、艾森豪外,杜魯門本人也曾表示,其實日本人已經很接近投降,無論是否納入蘇聯的力量或是對日使用原子彈,這些都未有定數。

甚至,在1945年7月26日,令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宣言》發布前,杜魯門在自己的私人日記中也表示,美軍曾截獲日本天皇拍向莫斯科的電報。日本人希望透過當時對日維持中立關係的蘇聯,談得一個比較好的投降條件。所以杜魯門此時的盤算是,為了用美軍的最小傷亡換取日本投降,華盛頓不僅要邀請莫斯科對日宣戰,而且也要答應日本的「有條件投降」;而史達林也在波茨坦與杜魯門會面以前,就與美國達成協議,要在8月15日對日宣戰。所以,其實在波茨坦的美蘇會面以前,當時整個美國高層,就算是杜魯門自己也把「結盟蘇聯+日本有條件投降」,作為美國結束二戰的勝利方程式。

但時任杜魯門政府國務卿的伯恩斯(James F. Byrnes)獨排眾議提出了不一樣的想法。這位曾任州長與大法官、更是杜魯門密友的國務卿認為,原子彈的出現給了美國另一個選項,就是在蘇聯介入對日事務之前(原訂8月15日蘇聯對日宣戰前),直接用壓倒性的力量結束戰爭。如此一來,掌握日德的美國,將成為戰後世界權力格局安排的唯一意志。最後,杜魯門改弦易轍採納了伯恩斯的看法。不僅在波茨坦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甚至也只隱晦的對史達林透露,美國有了一種終極的毀滅性武器,而沒有向蘇聯坦承原子彈試爆已經成功的相關資訊。(但試爆當下,科學家團隊中已有蘇聯間諜,所以史達林心中應多少有底)

普羅米修斯的自縛

上述這些決策流程,對當時在新墨西哥沙漠中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的歐本海默而言,是他毫不知情的權力政治內幕。因為歐本海默一直得到的訊息是,三位一體成功後,杜魯門會把這個訊息開誠布公的通報全世界,就算是公開在任何一個無人地帶再展演一次也行。重點就是要讓世人知道核爆的毀滅性,希望這個人工製造的終極怪物,可以促成全人類共同團結面對,讓二戰成為「終結一切戰爭的戰爭」。是基於這個理想,他才投入這場可能一不小心就會直接毀滅世界的豪賭之中;並且,頂著第一次核試可能失敗的壓力,硬是趕在波茨坦(7月26日)之前完成了三位一體(7月16日)。

所以,就算美國已對日本投放原子彈一次、兩次;至少為了終結戰爭,還能說是必要之惡。但對全世界公開核武相關資訊,並且以全球性的力量進行監管,這是三位一體成功後,由相關科學家所組成臨時委員會的共同決議;但杜魯門政府並沒有聽從這些專家的意見,而是把原子彈的相關數據當作機密與稱霸世界的武器。如此看來,在「權力政治」面前,「專家政治」顯得不堪一擊;在國家中心的現實主義面前,世界政府的理想主義也只能摔得粉碎。(這也讓戰後的歐本海默對政府官員始終抱持懷疑的態度,間接造成麥卡錫主義清算下,歐本海默的沉寂)

面對華盛頓的盤算,莫斯科顯然也不是吃素的。杜魯門原來認定史達林8月15對日宣戰前,日本就已經因為原子彈對美投降,蘇聯沒辦法在遠東撈到任何好處;但在8月6日廣島、8月9日長崎的兩次原爆間,史達林抓緊了8月8日對日宣戰。並且以恪遵同年2月史達林對小羅斯福的《雅爾達密約》承諾為由,攻擊遍布滿蒙的關東軍、佔領中國東北與日本北方庫頁島(也才有後續的中共與北韓崛起)。對當時的日本政府而言,正是這個蘇聯的宣戰訊息,才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而不是20萬廣島與長崎的喪生者。

因為從1945年4月開始,美軍已經連續兩個月空襲日本本土(也包含台灣)。就連東京本身也是一片斷垣殘壁的情況下,兩顆原子彈對當時的日本人而言,也只是一場「比較大的空襲」。所以日本縱使是有被原爆嚇到,心理上也接受了美國人有彈指摧毀一個城市的能力;但真正讓日本決定投降的,其實是蘇聯閃電式的對日宣戰與攻擊。這不僅讓東京本來希望透過莫斯科與華盛頓求和的理想落空。其中,更讓天皇害怕的是,美國雖然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但看起來還是有協商的空間(事後證明確實如此,麥克阿瑟雖然給了日本新憲法,但沒有取消天皇);但蘇聯的反帝立場與天皇的反共立場水火不容,天皇也怕自己是共產黨鐮刀下,接著沙皇掉落的另一頂王冠。所以最後,天皇選擇向美國投降。

但無論是美國或蘇聯,取得「新火」的普羅米修斯們,從此走上了軍備競賽的自縛之路。根據《美國普羅米修斯》對陸續解密的二戰時期檔案分析,我們可以發現,美蘇雙方對彼此的恐懼催化了杜魯門,也催化了史達林。在這裡,無論是三位一體或瓶中惡魔,人們對彼此的恐懼遠高於對核武的恐懼。這使得以資訊共享為基礎的核不擴散與軍備控制難上加難。對彼此的恐懼牽動了美國認為核武可以擊倒日本、震懾蘇聯;牽動了蘇聯持續向遠東與東歐推進,希望透過足夠的「緩衝國」增加核打擊下生存的機率。

沒有誰發動了冷戰:大家都是在黑中摸索

但要說杜魯門或他的團隊是甚麼「反共十字軍」,那也是不切實際的說法。《紐約時報》曾刊登1941年納粹進攻蘇聯的第二天,時任參議員杜魯門所發表的短講。根據他的說法,無論是納粹還是蘇聯,只要有哪方開始佔優勢,美國就應該幫助另一邊劣勢的一方。就算我們多討厭希特勒,也要讓他們彼此「大開殺戒」相互毀滅。由此就可以看出杜魯門「實用主義」或「現實主義」的一面。

另一方面,敘述杜魯門擔任總統期間其人其事的《杜魯門的審判:一個凡人的非凡總統任期》(The Trials of Harry S. Truman: The Extraordinary Presidency of an Ordinary Man)也提到,杜魯門對發動全面圍堵蘇聯戰略其實是有猶豫的。他不僅認為國務院相關對抗蘇聯的思想過於偏激,甚至在邱吉爾發動「鐵幕」演說時,杜魯門也出來緩頰說「這不代表美國的立場」,希望史達林不要把邱吉爾的話解釋為「向蘇聯發出戰爭召喚」。

杜魯門的團隊與他本人之所以在對蘇態度上這麼有彈性,甚至可以說是反反覆覆,或許可以從他團隊的組成或個人的經歷略知一二。基本上,杜魯門本人無論是擔任副總統或總統,都是接二連三的意外。這些意外來的太快,所以他根本沒有時間籌組班底。但也因為如此,他的團隊沒有小圈子的情況下,反而五湖四海盡納一時才俊。其中有律師、有外交官、有軍人,各種思想激盪都會出現。更重要的是,杜魯門本身出生「平凡」,是最後一個沒有大學學歷的美國總統。在從政以前,甚至種過田、開過服裝店(還倒了)。他是從地方政治一步步歷練上來的非華府菁英。

這種經歷雖讓他缺乏國際關係的基本框架,但在地方派系中打滾多年的政治本能,讓杜魯門在面對詭譎的國際風雲時,總可以不帶成見的將每個變局,視為新開的一局(杜魯門酷愛撲克,所以才會把「鹿角刀(責任)止於此」(The Buck Stops Here)這個牌桌上的術語,作為自己的格言)。所以杜魯門這個經常被嘲諷為鄉巴佬、靠地方派系當選的政客,在面對史達林(Joseph Stalin)時,經常稱他為喬叔(Uncle Joe)。因為在地方政治打滾多年的杜魯門,真心把史達林視為另一個派系的首領,就住在鐵道的另一邊,可聯合、可對抗、可誘之以利、可動之以情,而非意識形態上的絕對敵人。

所以當我們回顧歷史,觀看「究竟是誰開啟冷戰」或「誰要為核武軍備競賽負責」這種老問題時,或許該做的不是執著於問題的答案,因為這個問題本身就沒有答案。就像《紐約客》對《杜魯門的審判》一書所描述,史達林、杜魯門或邱吉爾都不是甚麼罪魁禍首。因為在歷史的黑暗中,他們也只能伸手不見五指的摸索前進。其中,無情的權力計算或許人人盡心盡力,但有時真正發揮作用的,反而只是每個人的政治本能和想像力而已。歐本海默或許有超越時代的智慧,但卻沒有看透時代的眼力。這不只是他的侷限,也經常是我們的侷限。

余自束髮以來,粗覽群書,獨好屠龍之術,遂專治之,至今十餘載矣。從師於南北東西,耗費雖不至千金,亦百金有餘。恨未得窺堂奧,輒無所施其巧。由是轉念,吹笛玩蛇,偶有心得,與舊親故共賞,擊節而歌,適足以舉觴稱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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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又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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